长征心语

“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长征组歌》开篇描述的这个感人场景，生动而形象地告诉我们，当年红军官兵与苏区群众间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

踏上漫漫征程，红军虽然离开了根据地，却始终没有失掉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好作风，始终没有失掉人心。

红军走过的地方，大都在中国西部地区，山高沟深，贫穷落后，衣食补给很难。不仅如此，长征一半以上的行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历史上，因为统治者实施高压和歧视政策，造成少数民族和汉族隔阂很深。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幻想，红军即便不被“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困死、饿死，也会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然而，实际情况却令其大失所望。红军一路前行，不仅屡屡得到沿途群众的帮助，而且留下了“彝海结盟”这样光照千秋的佳话，树起了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典范。就连人烟稀少、物产匮乏的川西北地区，当地群众也给了红军莫大支持。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几路红军长征过境、留驻川西北期间，当地藏、羌等族群众节衣缩食，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粮食、牲畜、土盐及猪膘、干牛肉等物资。后来，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这段历史，高度评价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时藏、羌人民的无私支援，赞誉其为 “牦牛革命”。

不管走到哪里，红军为何总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说到底，这与红军的性质有关。红军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来源于人民，情感根植于人民，从建军之初便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长征中，红军严守群众纪律，沿途秋毫无犯；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群众坦诚相见、肝胆相照。正因为这支队伍一心为民谋利益，一心为国担大任，群众才把他们视为子弟兵，称作“菩萨兵”，才会倾其所有地提供帮助和支持。

人心向背定成败，军民团结无人敌。走过长征，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对此有了更为透彻、更为深刻的感受。

“爱我人民爱我军”。我军与人民群众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从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巩固和发展军民团结提出新的要求。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军民勠力同心，团结坚如磐石，必将形成融合发展的生动景象，必将形成强军兴军的强大势场。

档案见证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红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离不开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援。在漫长而艰辛的长征途中，红军转战苗族、瑶族、壮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水族、蒙古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羌族、回族、藏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始终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获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倾力支持。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广西北部瑶、苗少数民族地区。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通过对该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是红军总政治部首次制定具体的民族政策，为红军以后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大的政治指导作用。《指示》中指出对瑶族和苗族群众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给瑶民彻底的民族自决权，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此外，争取瑶族、苗族团结的宣传口号还特别强调“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经过宁夏西吉单家集清真寺时，毛主席与回族阿訇马德海彻夜长谈，第一次提出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的政治主张。而红军队伍中宣讲的这份《实行争取回民的三大禁条四大注意》政治课材料，向官兵解读了为什么要实行这些禁条和注意事项，对官兵尊重民族习惯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而这其中的事无巨细更体现出红军对回族群众的一片真诚。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提供）

（编辑：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