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采访了张学良，提前几个月预报“西安事变”；她鼓动丈夫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红军，并帮助丈夫补充采访缺失的素材，协助完成《西行漫记》的写作，同时自己写出《续西行漫记》等著作；为了帮助中国人民解决战争的经济难题，她发起工合运动并大力宣传推广，两次获得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当地时间11月11日，记者在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故乡美国犹他州锡达城，采访了海伦的部分亲属和海伦在中国的忘年之交、著名斯诺研究专家安危先生。

1907年9月21日，海伦•福斯特•斯诺在美国犹他州锡达城呱呱坠地。

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海伦从小就有一个当作家的梦想。8岁时她读了小说《绿野仙踪》，心情就无法平静，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大作家。

锡达城是个充满艺术情趣的城市。这里有着清冽的山地空气和世界一流的文化景点，靠近犹他州西南部五大著名国家公园中的众多户外探险地点，全年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和体育活动，包括免费的音乐节、市中心游行和巡回自行车赛等，因此被冠以“美国节日之城”的美称。

在锡达城，最著名的节日就是荣获托尼奖的犹他州莎士比亚戏剧节，它为充满活力的居民们带来了许多个充实的日夜。在戏剧节期间，人们可以前往都铎式风格的亚当斯剧院（Adams Theater），在星空下欣赏现场艺术表演。

海伦的父亲约翰•穆迪•福斯特，曾上过两个大学，获得两个学位，后来当了律师。福斯特夫妇都是民间的领袖人物，很受人们尊重。海伦自幼很受父母钟爱，学习非常用功，多次被推选为班长，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家长送她去教育条件较好的盐湖城西部高中读书。

她上中学时，就渴望去远方的国家旅行，立志要当一位大作家。到大学时，急性子的她还没毕业就迫不及待离开校园。

1931年8月，年轻美貌的海伦来到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当书记员。她打算在中国只呆一年开开眼界，充实一下对世界的认识。总领事保罗•休斯顿是位老资格的外交官，收藏着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海伦没用多长时间，就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休斯顿先生的全部藏书，这些书使她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胸怀大志，决心在东方干一番事业。

她担任《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记者，写书评和文章，还定期给纽约出版的《亚洲》杂志撰稿，介绍中国人民的现代艺术和文学作品。

当时的中国革命风起云涌，她积极参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埃德加•斯诺从印度回来，得到母亲病故的消息赶回上海，加上身患重病，回来的路上又被牲口踢了一蹄子，情绪极为低落，对印度和中国都感到绝望，只想回美国。海伦安慰他，让他看自己收藏的他的文章，激发了他新的希望和生命。

两人志同道合，相互帮助，逐渐建立爱情，并于翌年圣诞节在东京举行婚礼。他们从日本到东南亚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蜜月旅行，后经香港过广州到达北平。

鼓动斯诺去陕北采访，帮助采写完成《西行漫记》

红军在中国西北革命的故事，吸引得性格开朗的海伦产生了去西北苏区看看的想法，却未成行。但她积极鼓动当记者的斯诺克服困难前往陕北，采访红军的故事。

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了历时4个月的西北之行，途经西安回到北平。为避免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斯诺躲在家里秘密写作，以便尽快将真实情况公诸于世。

在紧张的写作过程中，海伦一直帮他打字、校对撰写照片说明、翻译从苏区带回来的各种文字资料。《西行漫记》手稿中涉及的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长征，苏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和普通战士传奇般的经历，像一块块强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海伦。

海伦在校对阅读埃德加采访带回的素材时，发现所缺资料太多，他甚至连红军司令朱德都没有采访到，海伦感到非常遗憾，心潮澎湃，感觉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一次类似的采访，补充丈夫采访的不足。

1937年4月下旬，海伦离开北平，去延安采访收集丈夫前一年未及采访的所有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包括朱德的部队红二方面军及红四方面军。

埃德加建议妻子到延安后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材料，收集得越多越好。“只要能拍摄，什么照片都要”。

海伦从西安的招待所二楼房间跳窗逃出，躲开守卫在门口的国民党岗哨，在朋友的接应下经泾阳奔赴延安。她在延安采访了4个月，约会了许多人，提出了数以百计的疑问。她采访的人，起码不少于65人，写了34个人物小传。

斯诺根据妻子的建议，重写《西行漫记》的后4章。海伦把丈夫急需的材料，委托他人从延安回北平时给丈夫捎回，包括她拍摄的14盒胶卷，并提醒埃德加“注意保存”。

50多年来，当世界各国的读者阅读《西行漫记》时，并不知道书中部分章节的原始材料，都是斯诺的妻子海伦所提供，书中几十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有十多幅为斯诺夫人所拍摄。可以说，《西行漫记》是斯诺夫妇两次陕北之行的共同产物，并非是斯诺一人的成绩。

海伦自己也根据这次采访写成《西行漫记》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3本书。

采访少帅张学良，提前70天最先预报西安事变

说到作为记者的海伦，不得不说海伦提前几个月预报西安事变的故事。

1936年6月，斯诺秘密去陕北访问，数月杳无音信。9月的一天，她终于得斯诺的消息，要求她立即去保安会合，共同考察西北的红军。

海伦满怀激情地到达西安后，红军派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却告诉她，去陕北实在太危险，何况斯诺将离开苏区，可以不必再去陕北。

海伦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怎么会是这样？她一次次去八办找刘鼎。

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对海伦的补偿，经刘鼎、张兆麟联系安排，同意海伦在西安采访当时驻守陕西的国民党陆军副帅张学良将军。

海伦喜出望外，她拟写了许多问题给张学良，采访中连连发问。其中一个问题问道：”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8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形成新的危机。您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

张学良回答：“抱歉得很，我不是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那么，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您如何看待？您是否认为中国真正的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张学良答：“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绝对忠诚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

出席这次会见的中央社和《大公报》记者都未获允许报道，张学良却对海伦说：”您的报道发出之前，能否让我核对一下？

海伦如获至宝，因为在西安发电报时被扣押内容，她当即返回北平，用无线电发走了这条独家新闻。伦敦《先驱日报》发表了这篇报道后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大为震惊。

此后有关西安事变的背景说法众说纷纭，海伦以自己的亲历和见证，驳斥了各种对西安事变的背景猜测。

发起“工合”运动，帮助中国解决经济难题

1937年11月，海伦搭乘汽轮从天津到达上海。斯诺和J.B鲍威尔去接站。当埃德加看见海伦提的一大堆行李时非常反感，差点儿不让从船上卸下。然而，海伦却迫不及待地去打问别的事情：“没有机器，中国怎么能对日作哉?”

“中国70%的工厂在上海、无锡一带。”鲍威尔说，“其余的，多数在汉口。”

他们坐着出租车穿行在街上，一群群难民令人窒息。海伦非常焦急和担心这些上海市民变成了战争难民，”如果他们都涌向农村可怎么生活啊?

“一定有60万产业工人失业，眼看着在大街上死去。”

海伦抵达上海后的那个星期天，斯诺夫妇应邀同路易•艾黎共进午餐。路易当时任上海市政委员会工厂视察员，是中国工业及劳工方面的专家。

路易和埃德加讨论过程中，谈到如何使中国政府利用其仅有的一点点运输力量，在日本占领诸如汉口之类的城市之前，把那些庞大的工厂统统迁走。他们俩认为没有这样做的机会。因为日本征服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首先摧毁中国的工厂，因此，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把中国所有工业夷为平地，把一切可以搬动的机器和废铁，统统运回日本为己所用。当日本占领了上海、无锡地区时，已经摧毁全国现代工业的70%。

和两位男士考虑的问题角度不同，海伦一直苦思冥想的，不是搬迁那些大工厂，而是如何去组织失业难民生产自给，支援抗战。

海伦•斯诺想到自己的先辈开拓西部的经历，提出了组织工业合作社的主张，失业工人可以和农民一起，建立小型企业和作坊，自己拥有，自己管理。

海伦苦口婆心动员埃德加和路易•艾黎，一起起说服国民党和共产党，接受合作主张，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

在海伦看来，上海的少数工人到内地去，用自己的双手，建起自己的工厂，生产战时经济急需的物资，繁荣市场，是符合逻辑的事情。在没有文化的广大农民之中，大规模地培育自己管理、发展经济的模式，系统孵化合作社的工合制度，是20世纪发展合作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海伦•斯诺坚信，工合可以成为不同政治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桥梁；工合也是在中国基层建设民主的好办法。

有关海伦首创工合、如何把战时救济与建立合作社组织结合起米，埃德加和路易.艾黎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所描述。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工业合作数以百计的、自力更生的生产小作坊在全中国兴起，是后如果没有她的坚强信念和热情，这一场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后，数以干计的工业合作社在全国相继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品，被合作社大批地生产出来，及时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军民的需要。

海伦没有像路易.艾黎那样在现场组织合作社，而是不知疲倦地开展求援活动，在美国、菲律宾等地，为工合筹措资助。这些活动，都是在以宋庆龄为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海伦和普爱德一起，在纽约成立了美国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副主席。美国总统的母亲安娜.罗斯福担任荣誉主席,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赞助人。该委员会为中国工合筹集了五百万美元的战时救济金。

海伦还以尼姆•韦尔斯为笔名，撰写了许多关于工合的文章。她的《中国为民主奠基》(1940年纽约出版)，是一部唯独仅有的关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专著。后来，这本书在印度再版，印度总理尼赫鲁为其写了前言，把它作为印度工业发展的教科书。海伦1972年访问印度时，受到了贵宾待遇，被印度誉为“工合之母”。

因为发起工合运动及其对工合的持续报道推广，海伦于1981年和1982年连续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001年9月7日，联合国决定自2002年起，国际和平日为9月21日。也许是巧合，这一天，正好是海伦的生日。

“我喜欢黄玫瑰，还有关于中国的好消息。”

海伦.斯诺不仅仅是一名记者和作家，她也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独立的思想家。她不仅看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能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绝妙主意。

继“工合’之后，她关于新中国经济模式的思想，是其中最具历史意义、最为重要的思想。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西方国家就中国能否蜕变为资本主义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海伦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初，中国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工业合作社在中国也得以恢复。

海伦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仍在‘摸索着前进，仍在实验，仍在改革。她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可是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其他的历史上的西方制度”。13年后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混合所有制经济”确立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海伦自1940年回国到1997年逝世，一直在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撰写中国的过去及未来。

1986年夏天的一天，海伦带领安危先生去北麦迪逊公墓。她指着自己的墓地说:“这才是我永久性的住所。”安危先生知道海伦已经是风烛残年，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笑问:“当某一天我不得不来这儿看望您的时候，您期望我给您带些什么?”海伦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喜欢黄玫瑰，还有，关于中国的好消息。”

鲁迅先生曾经写到：“有两个外国朋友之爱中国，远胜于我们有些同胞自己”。鲁迅先生所指的这两个外国朋友，就是埃德加和海伦•斯诺。

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使海伦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与埃德加离婚后，她只身独居在一个1752年建设的一个小农舍，她只使用着一间房子，为的是节省暖气。20世纪60年代起，她每月只靠70美金生活，80年代初才增加到150美金。她的电视机是黑白的，图像不清楚。看新闻节目的时候，她必须把电视后背拍拍，才能出现图像。1949年以后，她一直没有车，没有办法上街买东西，总是请邻居代劳。

有一次安危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应邀去看望海伦，临别时，中国代表给她送了礼品，可是她没有什么可回赠他们，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在地下捡起支圆珠笔，擦了擦上面的泥巴送给了安危。回国后，代表团成员把这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当做故事，给人们讲了好多年。

她虽然过着清贫艰苦的生活，却从不接受他人包括中国政府的馈赠和经济援助。

中国几任驻美大使，前后不下三次亲自登门看望地，并提出给她资助，她都没有接受。

1972年和1978年，海伦曾两次访华，都是应全国友协邀请全程公费招待的，但她还是坚持自筹资金来华访问。她没有钱，就把她三十年代在中国收藏的字画，在中国买的地毯、青铜器等东西卖了，筹够了旅费来到中国。

这位新中国的有功之臣为什么坚决拒绝中国政府的资助呢？

在后来的一次深谈中，安危跟海伦提到了这个问题。海伦很坚决地回答说：“我是作家、是新闻记者，我的一贯原则是如实报道和独立思考。对发生的任何事件，首先要搞清楚事实，然后再独立思考，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海伦说，她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她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即使她的文章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别人也会说她是为中国说话的，因为她拿了中国政府的钱。如果是这样，她就会失去她的读者。如果一个作家、一个新闻记者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作者简介：李正善，高级记者，作家。延安红云互联网云平台总编辑）

（编辑：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