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农历四月初二，我出生在山西省清源县（1952年与徐沟县合并为清徐县）新营村。

1944年秋天，我到柳杜村上高小，寄宿制。柳杜村在汾河西岸，离新营村十几华里。与我同期新营村在柳杜村上学的有张格（小名云儿），他比我早上一学期。我去了先插到四年级，第二年升到五年级。柳杜村高小的教师有的是共产党员、爱国进步人士，他们在学校经常开展秘密抗日活动，抨击侵华日军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的班主任是庞增光先生，解放后曾任清徐县副县长。著名共产党员孟鲁青是六年级的班主任。柳杜村学校是一个完全小学，开设有国语、算术、地理等文化课。由于学校距离县城有10多公里，共产党、八路军在学校活动比较活跃，有不少的同学在校期间都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对当局强制推行的日语课，老师和学生都采取了抵触应付的态度。

1945年7月暑假期间，一个叫马占武的人来村里告诉我，要成立晋中中学，学生上学不用花钱。为了给家里节省费用，也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我就和几个同村的同学报了名。次日我们随马占武到清源县西谷村学校集中时，看到学校有很多的八路军，这才知道是参加革命队伍了，也弄清了马占武真实的身份，他是一位湖南人，是八路军的参谋。在西谷村住了约一个礼拜，就往清源山里的晋绥根据地进发，通过封锁线，到达了清源边山的解放区清三区。当时，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党急需扩大革命队伍。在我到清三区一周后，组织上批准我回家看看，让我尽可能动员更多的青年来学习。于是，由马占武护送我回新营村住了两天。期间我又动员了本村的武小三、武小四兄弟俩和武狗儿、张扔毛猴与我一同到清源山区参加了革命。我们被安排到晋绥第八分区干部训练队学习，但没几天我就与新营村来的其他人分开了。武小三他们几个人都离开交城到离石大武镇贺龙中学学习，我继续留在了晋绥第八分区干部训练队。那时，为了家人免受敌人的追害，参加革命的同志一般都要改名，我改名为茂远。

1945年9月前后，晋绥第八分区干部训练队设在交城县二区关头镇。干部训练队约二、三百人，队长李琦，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干部训练队下设教师队、学生队，我在学生队担任组长。当时学习内容主要是革命理论，有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三个月后，上级抽调一批干部到吕梁军区工作，我也在其中。军区驻地在汾阳杏花村，司令员王震，政委罗贵波，我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民运工作团，到汾阳六区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搞减租减息。

1946年夏季，为了防止蒋介石、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主力西渡黄河挥师陕西，阎锡山军队乘机向边山解放区进犯。农村工作搞不下去了，民运工作被迫停止。1946年7月前后，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分配我到清源县工作，县委安排我担任清三区（清源分为四个区，两个山区，两个平原区，三区属山区）民运干事，区驻地在枣坪，清三区赵家山村的马来俏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县委决定把该村作为全县反恶霸斗争的典型来抓。派县委城工部长张一平、公安局长张超带领十余人负责抓点，动员群众进行反恶霸斗争。期间我与张部长、区委组织干事刘杰、县民运部程同志、部长的通讯员五人住在赵家山村北边的窑洞院子里，张超等四、五人住在村子中间一个院子里。由于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也是麻痹，马来俏和他当过阎锡山队伍军官的女婿在一天晚上逃跑了，跑到了阎锡山军队的据点高白镇。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领着敌人摸进村来。在通向高白镇方向的村边山峁上，有我们的民兵放哨。后半夜时分，我隐约听到民兵问“什么人?”，回答是“十五团的！”那几天正好有消息说，解放军十五团要过来。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可疑，立即推醒与我同一窑洞的程同志，跳下炕，马上叫了在另一间住的张部长。那时睡觉头朝里，不脱衣服，所以动作很快。我们上了窑顶后，就被摸进村子的敌人发现了，一排子弹扫过来。我们迅速跳下沟隐蔽，分析是高白镇的敌人，约定了集中地点，分头突围。这时，住在村里边的张局长等人听到枪声，也迅速冲出去了。区武委会的武同志（赵家山本村人）和村贫农会主席没跑，钻了地洞，被敌人抓住，当时就被枪杀了。张一平部长的通讯员在撤离时挂了花。在这一事件中，二名同志牺牲，一名同志负伤，教训是深刻的。但也由于我警惕性高，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为了进一步培养我，县委送我回八分区干部训练队学习。1947年1月我光荣的被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那时党员的身份还是秘密的，不公开，只有上下单线联系。组织上指定让我在训练队担任组长，我这个组里还有政府的区长和科长，可见上级对我很信任。那时我只有17周岁。

1947年2月，晋绥八专署为了加强税收工作，在交城县成立古交税卡。古交是交城七区政府所在地，税卡设在古交镇，负责征收交城县二、五、七区三个区的税。我被任命为税卡卡长。当时主要是征收屠宰税、过往商贩的税务。1947年秋天，我意外地遇到了新营村的夏和尚，他是村里放羊的，每年春天赶着羊上山，秋后再把羊赶回村里。他乡遇同乡，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倍感亲切。我三年没有回家了，十分想念亲人，我俩互相介绍了情况，得知乡亲们在阎锡山政权的压迫下生活很艰难，家里因我参加革命也受到了牵连，值得欣慰的是家里人过得不好但还活着。和尚给了我二斤羊毛，我做了一个八吊儿，自己捻成线，准备打一件毛衣，后来终未打成。

1947年冬初，我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一次下去征税返回的山路上，我不慎丢失了一本税票，使我遭受了有生以来政治上的第一次打击。被批斗被无限上纲，遭到清洗。给我一把斧头，一条绳子，让我上山砍柴，自己养活自己。每天我上山砍柴，背回来卖给医院等单位，买点粮食吃。没有几天手和脚磨破了，衣服被刮得破烂不堪，活像个叫花子。大约过了一个来月，我实在干不下去了，要求到五区管辖的地方下煤窑挖煤。领导给开了介绍信，我到五区说明来意，但五区的同志说下煤窑又苦又危险，于是就让我帮人家放羊。放羊虽不挣钱，但有饭吃。在磨难中，我痛苦过，但始终没有动摇革命信念，相信党组织不会抛弃我，一定会对我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这样前前后后两个多月，县委把我调回，说搞错了，给我平了反，恢复了工作，安排我到成成中学学习。不久，我被调到晋绥八分区宜传部的发行科。1949年4月，在解放太原的隆隆炮声中，我和同志们从榆次坐火车到太原市参加书店的接管工作。之后我在新华书店、博物馆工作。1990年从陕西省博物馆书记、副馆长岗位上离休。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有幸接触了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胡志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外友人，领导们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4年6月，我和有关同志赴北京汇报工作，同时了解毛主席、党中央在延安的情况以便充实展馆，在这期间很荣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和延安很有感情，听说我是延安来的，十分高兴，在笑声中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文革”时怕丢失，专门让二弟带回新营村保存了几年。1965年秋天，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到延安参观访问，当时是保密的没有报道。我亲自为他作讲解，他听得认真，看得仔细。我还陪同他到延安大学做演讲。胡志明平易近人，十分朴实、和蔼。他问我多大了，说他老了，说我很年轻。他还在他写的一本书上亲笔签名赠送我，可惜后来丢失了。

那时，每有重大接待任务都是我讲解，邓小平来延安时也是我进行的解说，那回随同邓小平来延安的还有李富春、蔡畅等领导。当时与邓小平、李富春、蔡畅也照了相，“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还被当作一项罪状。1993年的一天，博物馆老干支部组织学习，高峡馆长见到我，说：你老乡来了。我问是谁，他说是华国锋，在接待室，你去吧。我去了接待室，在门口被警卫拦住了。省文物局王局长见我来了，就把我领进去。华国锋、李立功等在屋里。王局长向他们介绍说：张茂远同志是馆里的老书记，1947年在交城县工作过。李立功主动问我当时在什么部门工作以及当时与我共事的同志。当年华国锋是交城县委书记，李立功是县委宣传部长，都是我的老首长。谈起往事，分外亲切。

几十年过去了，我深深怀念着故乡，怀念着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和岁月。我衷心希望家乡人民幸福、安康，祝福家乡的明天更加美好。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