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翻越青藏高原

胡锦涛接见范明（右一）

老梅愈老愈精神，一树红花发早春。

不畏风寒不畏雪，暗香竦影伴松筠。

这是著名书画家宫葆诚赠给范明将军的一幅梅花国画旁款的铭诗。就在梅花吐红的季节，我们在古城西安南郊一干休所，拜访了一生传奇、坎坷的范明将军。

尽管老将军年过九旬，眉发皆白，但他耳聪目明，步履矫健，精神矍铄。看到老将军如此精神风貌，让我们想起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李维汉1980年在范明冤案大白天下之后接见他时，感慨地夸他“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福多寿”的赞语来。

毛泽东为他取名范明，为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尽心尽责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一个耕读世家。父亲郝鹏程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杨虎城麾下任特种兵营长。郝克勇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10岁便能通背《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数百首，还可以撰写叙事明理的短文，并将传统中医书《千金方》背得滚瓜烂熟，能为乡亲们开方子治病，由此在家乡成了有名的神童。

郝克勇的大哥郝克俊在大革命时期，由当时任中山大学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介绍，同王炳南、张策一起加入共产党，毕业后被党派到杨虎城部任一连指导员。1928年杨虎城送郝克俊到上海政法大学上学，并成为该校共产党的负责人。1929年郝克俊把郝克勇接到上海考入建国中学上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郝克勇与同学沿街募捐，把市民捐献的慰劳品送到了十九路军驻地，并随大哥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抗日义勇军。同年5月，他参加了共青团。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主修中文和哲学。1935年冬又考入国民党财政部开办的盐务税警官佐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官全是冯玉祥送到美国西点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和张学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其中还有一批共产党员。毕业后，郝克勇被分配到贵州天柱县当盐务税警分队长，因扣留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的走私盐船，得罪了何键，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何键乘机把郝克勇打成“小杨虎城”，迫使他于1937年3月返回西安，后考入东北大学政经系三年级继续学习，并加入了民先队，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夏艺学会”，由他担任会长。1937年秋，郝克勇率领“夏艺学会”大多数学员，转到了安吴青训班，见到了冯文彬、胡乔木，沟通了与共青团组织的关系。

1938年初，郝克勇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2月，赵寿山在陕西三原成立十七师教导大队（赵5月任三十八军军长后，改为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党组织因郝克勇与杨虎城和赵寿山的特殊关系，派他到教导大队任政治教官。

1939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了三十八军地下工作委员会，由蒙定军、胡振家和郝克勇3人组成。郝克勇充分利用《新华日报》、《大公报》和《大众哲学》，以及三十八军出版的《新军人》等进步刊物，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同时还利用电台收抄新华社来的消息、社论，以及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写出了《党的建设和三大法宝》、《中国走向何处去》、《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共产党员须知》等文章和教材，对党员和进步军人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训。郝克勇始终坚持毛主席给抗大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开设了抗日政治工作、游击战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与此同时，他还在教导队建立了党的组织，秘密开展党的兵运工作。

1940年12月上旬，蒋介石侍从室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孙蔚如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指名三十八军蒙定军、郝克勇等37名军官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着令押送洛阳审讯处理。赵寿山得知后，当即让郝克勇装病即日请假离开教导大队隐蔽起来。1941年5月形势缓和后，赵寿山又委任郝克勇为第三期教导队队长。

这年秋天，赵寿山与共产党密往之事被蒋介石嗅出点气味后，即派其嫡系汤恩伯的6个军，将三十八军控制起来。为了使三十八军摆脱日益恶化的处境，1942年7月，毛泽东亲自给赵寿山发电报，点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

9月，工委派人将郝克勇护送到陕西，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卫平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将他护送到延安。抵达延安后，郝克勇先向西北局的李维汉、贾拓夫等汇报了工作，紧接着毛泽东又多次召见他。在听取郝克勇的汇报时，非常仔细地询问了工委开展工作的情况，同时对工委提出的统战工作、对敌斗争策略以及应变方案，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对三十八军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当郝克勇向毛泽东反映赵寿山希望能加入共产党时，毛泽东同意批准了赵寿山的请求。

就在最后一次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起郝克勇舅家的情况：“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泽东接着问：“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泽东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应该改名换姓。”从此，郝克勇以“范明”应世。解放后，他曾申请改用原名，毛泽东在一次接见他时认真地说：范明这个名字现在名扬中外，还是不改为好。

在此之前，范明受周恩来、李维汉同志的领导，打这以后，他只与毛泽东单线联系。我们在采访范明时，还亲睹了他开展白区布点统战工作时毛泽东给他的100余份电函。

1943年，冰消雪融的时节，范明辗转千里从延安返回了三十八军，向工委和赵寿山将军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赵将军同意送蒙定军到陆军大学“镀金”，工委书记由范明担任。此时，这支部队的官兵尽管穿的是国民党的衣，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实际上却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进步和爱国的军队。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1938年2月至1944年4月，工委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共举办了5期教导队，培养了约2000名干部，其中发展党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党员，对改造旧三十八军和1944年的第十七师“七·一七”故县起义及1946年第三十五师的“五·一五”巩县起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后，范明即调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以给赵寿山当营长的名义开展工作，随后与赵寿山同时离开三十八军，经西安到达延安，完成了对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到延安后，范明被任命为西北局统战处处长。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西北局派范明负责进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区地下党的布点任务。范明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共派遣了百余人，建立了108个武装据点。其中胡宗南的随身副官张德厂就是他一手安插进去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这种秘密的但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地下隐蔽工作，搞得国民党反动派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进军西藏征服唐蕃古道，护送十世班禅顺利返藏

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展开后，范明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经常撰写各种重要公文，彭德怀亲切地称他为“军中翰林”，有时还开玩笑地叫他“范大人”。

大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区，彭德怀指示范明搞好调查研究，对马家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做好政治争取和民族宗教工作。范明在部队进军战斗的间隙，很快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心战》和《回族工作手册》等材料，加强了对部队的统战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

还在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报中明确指出：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在青海的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准备。于是，彭德怀便将争取班禅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范明。

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乘民国中央政府初告成立，政局动荡不稳之机，挑拨西藏当局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唆使西藏统治集团驱逐清朝驻藏大臣，逼迫川军退出藏境。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在位。达赖住在前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班禅住在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后因达赖派兵驻扎后藏，致使两位活佛交恶，班禅于1923年11月15日出逃到青海，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含恨圆寂，终年54岁。十世班禅1938年2月3日出生于青海循化县温都乡,1941年被认定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1949年6月3日颁发了承认青海灵童并“免于金瓶掣签”的命令，同年8月10日，在西宁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后为避免战火，迁住海西香日德隐居。

范明受领任务后，前往西宁，配合中共青海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到塔尔寺，做班禅的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及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复电班禅，赞扬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希望先生（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奋斗。”

1950年8月25日，班禅在范明帮助下，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与行辕人员一同离开香日德，返回塔尔寺。

这年的10月初，彭德怀限范明在一个月时间内去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任党委书记兼市长。就在范明准备进疆时，突然接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通知，告诉他准备跟随彭总去抗美援朝。不几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又通知他，要他仍然负责进军西藏的任务。对“一月数变”，范明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笑着对我们说：“不管咋变，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都要听组织的、听领导的。最后彭总抗美援朝去了，我仍然组织部队进军西藏，我和彭总就此分手了。”

1951年1月，范明被任命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又根据中央的决定，任命范明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从此，他便与班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年4月，在周密安排下，时年13岁的班禅在范明等陪同下抵达北京，受到朱德、周恩来、李济深、李维汉，以及民族学院师生、北京市的居士、喇嘛和在京的藏族人士代表极为庄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在与班禅互赠哈达后，紧紧握住范明的手说：“你为中国的统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

“五一”国际劳动节，范明又与李维汉一起陪同班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班禅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后，毛泽东很高兴地对班禅说：“在西藏，你比我说话管用，所以西藏的解放主要还得靠你！”同时，他对范明的精明能干赞赏了一番，并要求他用3年时间学会藏语。

从5月2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全权代表，经过十多天的会谈磋商，终于恢复了十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并于5月23日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接着，范明又陪同班禅一行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了一个多月，使班禅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新风貌。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达成后，为了贯彻执行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实现班禅荣返西藏，根据中央对班禅入藏工作人员先去、班禅后去的指示，于1951年7月组织了班禅行辕200余人，命名为“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随范明率领的西北军区入藏部队（途中又改称十八军独立支队）入藏。

8月28日，范明率部及班禅行辕入藏委员会一行4000人，8000头牦牛、马匹，1000多峰骆驼，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程，一路上经历了高原反应、严寒酷暑、山洪阻拦、缺粮少食、土匪袭击和强烈地震等艰难险阻。

历经4个月的千辛万苦，进藏部队穿越柴达木盆地，攀上终年积雪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踏过黄河和长江的源头，行程3000多华里，于12月1日胜利抵达西藏拉萨，20日与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

“历史上部队进藏曾有过4次，一次是薛仁贵，三次是马步芳，但他们都在半道就全军覆没或返回了。从北路进军西藏取得胜利的第一支军队，就是我们！”范明对能够亲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始终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西南西藏工委和西北西藏工委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范明任副书记，还于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范明被任命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范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2年6月，班禅一行近2000人离青返藏。抵达拉萨东郊胜利塘时，范明和西藏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到驻地迎接和看望班禅，祝贺他荣返故里。

班禅进入拉萨时，一些反动分子暗中采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对我党的政策和班禅进行攻击，散布谣言说班禅是毛泽东的三儿子，是假班禅。班禅住在大昭寺的第二天，其“人民会议”中的一些坏分子又暗中与藏军勾结，企图袭击大昭寺。范明迅速组织力量进驻大昭寺对面楼上，日夜守卫着班禅的安全。

班禅在拉萨共停留了43天，经过范明等人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堪布会议厅官员进行商讨安排，于6月9日，由仪仗队打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及宗教旗帜为前导，在我党我军领导人、噶厦僧俗官员和拉萨民众倾城出动的欢送下，班禅大师离开拉萨，于6月23日回到了日喀则，在扎什伦布寺历代班禅举行坐床大典的大殿内，隆重地举行了参禅仪式。

班禅荣返故里后，西藏人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对范明等为班禅返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汉族人士非常感激，一律呼之为“阿乡拉”（舅舅），以表示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爱戴之情。舅舅这个称谓，是从文成公主时代传下来的，表达着汉藏民族之间的亲情。

在那极“左”的年代，范明和班禅都先后受到了不白之冤。直到26年之后的1984年4月，复出后的范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才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班禅大师。班禅一见范明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紧紧地抱着范明大哭了一场，而后设宴款待了老朋友，后来又特意送他一张签名的标准相片。

因与彭德怀的特殊关系受尽折磨，又靠彭德怀精神鼓舞熬过寒冬

1991年6月，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庆时，当年赴藏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等同志都已作古，唯独77岁高龄的范明，千里迢迢赶回他的第二故乡拉萨。在庆祝盛会上，中央代表团团长李铁映拉着范明的手向大会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解放西藏的唯一活宝——范明将军。”

范明老将军能够活下来，是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信赖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分不开的。

事情还得从50多年前说起。1956年初夏，张国华和范明一起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从西藏绕道印度、新加坡和香港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在首都逗留期间，范明忙里偷闲，看望了彭德怀、李维汉和张德生等老领导。范明向他们汇报了西藏的党政军建设工作，张德生给他介绍了苏联一本歌颂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的小说《阿里泰到山里去》。彭德怀插话说：“‘范大人’多才多艺，也应写一部体现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西藏胜利的小说。国际上不少人关注着西藏，要把和平解放西藏作为东方民族工作的典范来写，书名我看就暂定为《新西游记》，限你3年完成任务。不把进藏部队的英雄业绩写出来，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罪过。”

遵照彭德怀的意见，范明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多次到故宫博物院等处查阅和搜集有关历史文献，开始整理进藏部队的事迹和自己的进藏日记。但是，由于他政务繁忙，迟迟没能动笔。直到1956年，他在百忙中坚持每天清晨4时起床，整理和撰写两个小时的材料，截至这年的11月底，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新西游记》的创作提纲，还写下了第一回的两万多字。

1958年4月，“左”的风暴翻过雀儿山、二郎山刮进了西藏，范明被打成了右派。在对他的100多天的大会批、小会斗中，为他抄写《新西游记》写作提纲的人又揭发了他写有“毒草”的这件事，于是把他的家抄了个底朝天，把他的写作“提纲”定为反党纲领，把和他同时进藏、当时担任西藏组织部长的白云峰，以及他1937年参加革命的妻子、时任西藏共青团委书记的梁枫等同志，一同打成“反党集团”。范明被撤销了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军籍，由行政7级降到18级。梁枫也被打成右派，由行政12级降到17级。夫妻两人被押到东北长白山劳动改造，后因病又被转到陕西大荔劳改农场。接着，又在西北军区进藏的干部中清理了范明反党集团的“毛毛根”，结果使600多名干部无一幸免。

1962年，党的7000人大会之后，范明受到的不白之冤经过多次向周总理和党中央申诉，得到了平反，全家搬回西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又飞来横祸：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又牵扯到了范明。这年的9月19日，范明被戴上了手铐，锒铛入狱。不久，同白云峰一起被转到秦城监狱。范明的两个儿子和二哥为此也受牵连，两个儿子分别被判了8年和6年有期徒刑，二哥郝伯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母亲也被迫离家出走致死。

被关进铁窗的范明，开始又气又急。但此时，彭德怀对他的一些教诲便在耳边响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血的考验、火的考验和胜利的考验还容易承受些；但蹲监狱的考验、委屈的考验和失败的考验，却往往使人难以承受。有的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的牢房还能想得通，但是坐共产党的牢房却想不通，受委屈不病而死，倒下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以在革命中难免误伤一些好同志，委屈一部分人，这都是很正常的，就跟锄地一样，谁能保证每锄下去锄的都是草，而不伤到苗呢？”

每当想起彭德怀这些富于哲理的教诲，范明就增强了活下去的勇气。他决心要活到最后，笑到最后。他坚持以马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赠送他的中医书为伴，把牢房作为提高自己政治理论和医学水平的熔炉与课堂，使自己每天只有3个窝窝头的囚禁生活过得苦中有乐，分外充实。

1980年，中央组织部对范明的问题进行复查，范明终于得到了平反，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范明出狱后积极协助浦安修为彭德怀撰写传记搜集和整理资料。拍摄电影《彭大将军》，范明是总顾问，他不但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同浦安修一起在西北5省（区）筹款1200万元，保证了影片拍摄的圆满完成。

范明虽然每天门庭若市，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挤时间，重写了曾被焚毁了3次的历史剧《司马迁》，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史圣司马迁》传记和广播剧。《史圣司马迁》由陕西省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外广泛的好评。他撰写的《护送班禅大师荣返西藏》、《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等革命回忆录，成为今天人们研究解放西藏的重要史料。

二十二年囚禁面壁破卷，晚年成了古都西安杏林一杰

1980年，身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的范明，与全国政协委员乔明甫一起，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振兴中医药的提案。同年7月，又与陕西省、西安市中医药界著名人士和热爱中医药事业的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西京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范明被推选为理事长。

为早日实现振兴中医药的夙愿，范明在为研究会诸事奔波的同时，坚持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研究会创办的老中医门诊部挂牌义诊。此举在古城西安不胫而走，并波及全国各地，登门求医预约看病者络绎不绝，先后有数万人得到过他的诊治。

范明这位传奇将军，为何在中医学方面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呢？

1938年之后，范明到赵寿山将军率领的第三十八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环境极为艰苦，教导队缺医少药，学员们患病的很多。于是，范明便利用自己小时候学的医术为一些学员治病，结果往往是手到病除。消息传开后，从此，不但教导队的学员，连三十八军的其他官兵也经常找他看病，有时附近老百姓也闻讯来求医。

1944年，范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哲学课学习中，范明因一个观点与同学们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知道后召见范明，听了他的观点后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不无独到之处，但论据还不够充分。我记得李鼎铭先生也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中医内经中的阴阳、气运等学说，颇有新意，你不妨去拜他为师，学学中医理论，可能对你有所收益。”范明把自己少年学医的经历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你有这个基础就好，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拿去找李先生拜师学艺。”范明便当即拜访了李鼎铭先生，李鼎铭虽未收范明为徒，但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他告诉范明：“《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不但是中医的指南和经典，而且可说是中国古文化的集成，要好好一读。”还借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给范明阅读，并嘱咐道：“尔后再看八大名医之学，庶可触类旁通矣。”从而使范明在中医学理论上有了很大的飞跃。

建国后，范明曾用中医药为其父亲医治癌症，效果甚佳，他经常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家属看病，治愈了李维汉耳疾，还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和男女不育症等疑难病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此消息不知怎么又传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视。

1953年9月，范明与甘肃省著名中医张汉翔，应邀进京为毛泽东会诊，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对范明说：“从今以后，你用一半脑子搞政治、军事，用另一半脑子好好地研究一下中医学。”并说：“老医家们墨守成规，老框框很多。你则不然，你是从学习马列主义和古典哲学旁及中医的，再加上治医如治国的政治经验，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希望的。给你10年时间，争取把癌症攻下来。”毛泽东还指示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买了数百本医学书籍，装了一吉普车，赠给了范明，要他刻苦钻研，并指示卫生部要帮助支持他的工作。同时，还推荐范明向当时中医界四大名家之一的施今墨请教。受到主席的勉励和鼓舞，加之自己锲而不舍的勤奋努力，范明的医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进军西藏以后，范明在学习藏语藏文的同时，又接触了一些藏医方面的知识，还通读了文成公主出嫁时带到西藏，如今珍藏在布士仁达拉宫药王山的《皇宫内经》等著名医学经典。并利用工作之便，攀登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高地，采集和考察雪莲等名贵的中草药材。

从被强制劳动改造和关押监狱，直到1980年平反的22年间，范明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唯独当年毛泽东赠送给他的那车医书没人敢收，所以，在长年的囚禁生涯中，他总是与这数百本书相依相伴。他除了像别的犯人一样被看押劳作外，剩余的时间便全部用在了对中医药的研究上。他不仅熟读了毛泽东送的那些医学经典著作，翻破了厚厚的两本中国医学辞典，还在自己身上摸索了指诊（用指头代针）疗法和穴位按摩法。在农场劳改中，他获得了上山采药、行医看病的特权，不仅医治了近万人千奇百怪的疾病，还把中药学方面的知识用于小麦、棉花的增产，以及对牲畜的疾病医治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当我们问到范明几十年来共为多少人看过病时，他爽朗而豁达地一笑说：“多了，难以记清了。”可范老看病从来是分文不取，只要谁的病好后给他报个信就很欣慰。

采访归来，每当回想起范明那坎坷而充满传奇的一生，就不由想起了老将军客厅墙上挂的那首《观范老义诊有感》的诗来：

银丝两鬓一老翁，伏案斗室济世穷。

忆昔神弓杀九日，喜今妙笔救众生。

平生偏遭史迁祸，晚年深谙华佗功。

事虽无奇人却奇，谁信郎中是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