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天，王玉瓒先生去世的时候，几乎没人知道这位年近九秩的老人，竟是当年西安事变打响捉蒋第一枪的“西北剿匪总部”卫队一营营长。 

此前，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众说纷纭。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众多史书的描写中，成为率兵打进华清池头道门并活捉蒋介石的“英雄”。但这一说法长期以来得到许多人的质疑。争议的最大焦点是，华清池打响捉蒋第一枪的人，到底是谁? 

直到1981年，在全国政协文史办举行的“关于华清池捉蒋及二·二事件座谈会”上，与会诸多当事人才拨去历史的重重迷雾，认定最先进攻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的加强连。即是说，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王玉瓒。 

这一结论及其论证过程，长久以来外界所知甚少。在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本刊寻访到王玉瓒的三子、吉林大学教授王文成先生，通过他提供的鲜为人知的材料，试图还原出一个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西安事变的细节故事。 

“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1936年，蒋介石在10月底和12月初两次由洛阳到西安，均住在华清池之内。蒋随身仅有二三十名侍卫，负责华清池二道门以内及住处五间厅的守卫。华清池的头道门即大门两次均由时任“西北剿匪总部”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守卫。 

事变前一天，即12月11日下午4时许，张学良从华清池头道门出来，王玉瓒正在门口带兵执勤，张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去（指他在城里的张公馆）”。王玉瓒随即开着三轮摩托跟在张的汽车之后进了西安城。 

张学良公馆在靠近朝阳门的金家巷一号院内。王玉瓒下车后，站在院中候命。张学良对王说：“来！”王跟随张走进客厅时，没有关门。张压低声音说：“关上门”。 

张用十分严峻的眼光上下打量着王玉瓒，说“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王玉瓒在震惊之后回答说：“蒋的侍卫只二三十人，华清池外的宪兵也不过几十人，我带步、骑300多人去，保证完成任务！” 

张以沉重的声音说道：“明天，是我死、是你死都说不定。我们都要有准备，做好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配合，把事情办好。你营是华清池头道门守卫者，应先行动！”并嘱咐道：“你们要改穿蓝色军衣，以便打起来能跟蒋的侍卫穿的黄色军装区别开。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告诉你。”王玉瓒退出客厅，谭海对他说：“开始时间定在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王当晚没有回家，一直在谭海办公室内。 

12日凌晨2时，王玉瓒骑摩托车先到东郊十里铺，向一营骑兵连长传达了捉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逮捕一切外逃人员；然后，到灞桥镇，命令手枪排长金万普带全排士兵迅速赶到华清池参加捉蒋。 

王随即赶回华清池，部署捉蒋任务。有人问：“我们一个班与蒋的宪兵队住里外屋，怎么办？”王说：“先下掉他们的枪，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一切安排妥当后，王带领一连连长王世民及当晚在头道门值勤的排长马体玉等一连战士，进入头道门。当趁夜色悄悄摸向二道门时，留在大门外的战士就开始装子弹。王担心惊动二道门内蒋的卫士，就小声对马体玉说：“让他们先别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来得及。” 

大约凌晨4时许，王在二道门前见蒋的一个哨兵来回走动。王见时机已到，就举枪连打三枪。第一枪就把这个哨兵打倒了，随即率王世民等一营战士冲进二道门。蒋的卫士长慌张地跑出来喊：“什么事？什么事？”，又被打倒。蒋的卫士随即出来抵抗，双方展开了枪战。此时，卫队二营孙铭九部的50余人，才赶到二道门内加入战斗。孙铭九营于10日晚驻扎到灞桥镇。 

王玉瓒与王世民冲到五间厅门前的平台上，看到蒋住的三号厅的门虚掩着，就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没人，掀开被子，察看床底，均不见人，王看见蒋的黑斗蓬还挂在衣架上。王意识到蒋逃跑了，心急如焚，急令官兵四处搜索。 

此时，一营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后墙脚下发现一只鞋。这表明蒋可能已越墙逃上后面的骊山。于是，王带一营从左侧搜山，孙铭九则带二营从右侧搜山。此时天已微亮，满山都是捉蒋的官兵。 

随后，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等人，在距五间厅500米左右的半山腰一块大石后的乱草丛中，发现了蒋。刘大声喊：“委员长在那儿!委员长在那儿呀！” 

这时，两营官兵一齐跑过去，把蒋架下了山。蒋坐在公路上，一身古铜色绸袍，光头赤脚，狠狈不堪。他只是连声问：“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四十年不为人知 

王玉瓒，字宝珩，1896年生，辽宁黑山县人。1914年参加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少校副官、上校营长、副旅长等职。1929年入东北讲武堂第九期学习，毕业时因其优异成绩被张学良将军调至身边工作。 

张学良赴南京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时，王被选定为随行人员。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上校营长。1936年春，王玉瓒奉张学良电召率部离北平赴西安，任“西北剿匪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同年6月入“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干部连学习。 

1936年10月和12月蒋介石先后两次到西安时，王均奉张学良之命担负华清池蒋行辕之警卫任务。因捉蒋任务有功，受到张学良的嘉奖并晋升为15旅43团团长。王参加过当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座谈会。 

1937年冬季，王奉调参加上海战役，阻击由杭州湾登陆之日寇，以保上海右翼之安全，因战绩显著被晋升为副旅长。1940年任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军事学教官兼学员大队队长。1946年任云南省第23临时教养院院长。 

1949年冬，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后，作为云南第23荣誉军人教养院院长，王率全院千余官兵，参加了以当时云南最高军政长官卢汉为首的起义。1950年，王玉瓒作为起义人员，在其要求下，由解放军将其全家8口护送返回原籍辽宁。 

从西安事变到1979年，长达40多年间，王玉瓒捉蒋的经历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当年的二营营长孙铭九，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他自己捉蒋过程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孙铭九一直未曾提及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不说自己是“卫队第二营营长”，而只说是“卫队营长”，有意回避“卫队第一营”。故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外界不知捉蒋的真相。 

王玉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因我捉蒋有功，张副司令奖赏我5千元，又晋升为上校团长。卢沟桥事变后，我奉命北上抗日，先在华北战场与日寇奋战，后又调到上海参加淞沪战役。旅长战死于巷战，我被临危受命为副旅长。” 

湮没的真相 

1979年，王玉瓒在报纸上看到孙铭九撰写的关于捉蒋的文章，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澄清真相。王便给叶剑英委员长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因为叶剑英曾陪同周恩来在西安张公馆与张学良以及下辖军官会谈过，王玉瓒也在列。 

叶剑英很快把信批转并责成辽宁省委“速办”。辽宁省委书记批示“请抚顺市委调处”，并派秘书专程赴抚顺催办（王玉瓒当时住在其长子所在的抚顺）。两位外调员历时3个半月，行程8700公里，查证了22个线索。 

1979年底，组织上根据王曾参加过西安事变、抗日淞沪会战和云南起义的事实，对其做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结论。两个月后，王被增补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后选为常委。 

1981年，应全国政协之邀，王玉瓒参加了“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活动。此间，应邀参加了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史编辑组专门召开的“关于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辩论核实会”。 

这次会议由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西安事变编辑组组长张魁堂主持，主要是澄清西安事变捉蒋的细节以及二·二事件。会上，王玉瓒讲述了捉蒋的全过程。 

通过面对面的核实，就澄清了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捉蒋真相。会后，张魁堂发表了文章《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文中肯定了“守卫华清池大门的是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等重要事实。 

张魁堂特别写道：“如果临潼扣蒋的部署真像孙铭九所述的那样简单，就让孙率几十人一冲完事，既不顾友邻部队，也不怕蒋突围逃跑，那将置张学良将军于何地？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就简单地交由孙铭九一人带几十人去办，岂不是视同儿戏？哪里还像一个久经疆场的30万大军的统帅？”文章最后结论性地写道：“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作者：秦嘉】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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