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已引起国内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记》的开放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窗，增添了许多新资料。蒋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撰写的日记，虽对当时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过于简略，或者是有意隐匿，致使后人研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颇感困难。但蒋介石作为西安事变重要当事人，他当年撰写的日记，仍不失为研究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况且，这份原始日记，较之1937年初他命陈布雷代笔的用来作宣传使用的《西安半月记》更接近于真实，史料价值更高些。《日记》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西安事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新的契机。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酿成西安事变的原因，周恩来早在1946年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时就指出：在东北沦丧、华北危亡之秋，全民奋起，挽危救亡，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潮流“已无可阻止”，可是“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在事变前夕《日记》里披露的事实，可以印证周恩来的这个论断。

蒋介石亲临西北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并未收到成效。张、杨（特别是张）坚持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当面斥责蒋下令枪杀参加纪念“一二九”集会游行的西安学生的行径。张本来有恩于蒋，蒋在铲除异已、统一中国过程中，得到过张的鼎力相助。九一八事变后，政见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昔日这对情同手足的挚友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

面对外敌入侵，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蒋10月下旬到西北，至西安事变爆发近两个月时间里，张无数次劝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均遭到蒋的拒绝和痛斥。蒋对张的看法和态度，亦随之骤变。12月10日，蒋在西安严词批驳了张的抗日主张，拒绝了张率部赴绥远抗日的请求。在当天的日记里，他把张描绘成一个“小事精明，心志不定”的人，“可悲也”，并表示以后与“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以往他与张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觉得12月10日“下午与汉卿谈话”，结果“心甚悲愤”。蒋当面痛斥、谩骂张的那些重话，《日记》避而不谈。第二天，蒋在黎天才面前发泄的那些对张的不满言论和情绪，却被黎天才记录了下来。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早年参加中共，曾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四一二事变后他被捕叛变，投靠奉系，后被张学良重用，成为张情报工作的主持人，西安事变前任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副处长。事变爆发后，张、杨发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就出自黎天才之手。黎成了张的重要心腹和谋士。对张身边的这样一位情报高手，蒋十分青睐，极力拉拢，企图使黎效忠南京，成为自己埋藏在张身边的一个耳目。

12月11日的《蒋介石日记》记载：“黎天才与孙蔚如（杨部）二人忽来求见。其实此二人乃张、杨派来探察余是否仍在行辕也。”这是蒋介石的无端猜想。其实，黎天才12月11日到临潼华清池面蒋非是主动“求见”，而是被蒋“召见”。对此，黎在其《自传》中有详细记载：“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时，蒋孝先忽由临潼给我电话，说蒋要见我，我当时请示了张，去不去？张说为什么不去，听听他说些什么。”黎到华清池刚被叫进屋，蒋的态度还算和缓，让黎与他并肩而坐，对黎说：“数年来，我一直把你看作是我的同志，是我的学生。”接着，蒋严厉谴责张学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问黎：“你知道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答：“张副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情绪反映。”蒋不相信，说：“这都是共产党代表你们制造的假士气。”还说：“如果真有这种情绪，九一八事变之后，随时都可以和日本人拼命，何至闹到今天这种局面？”蒋对西安出版的报刊公开点名批评他十分恼火，说：“我走遍全中国，没有一个省份的报纸来批评我，我不想在我最信任部属管辖区域，居然有此等现象发生”，“一个好好的西安城”，被你们“闹得这样乌烟瘴气”。他问黎天才：“听说此前被驱逐出境的那个高崇民，又秘密地回来了，是吗？”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名单，其中包括高崇民、孙铭九、应德田、栗又文等。蒋问黎天才：这些人“是不是都住在张副司令公馆里”？张学良身边的这些人，蒋视为眼中钉，称作“坏分子”、“恶化分子”、“勾结共产党为非作歹的人”，必欲去之而后快。蒋介石对张学良在处置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游行事件中，既代表当局安抚学生，又代表学生向蒋提请愿要求的做法耿耿于怀，极端反感。他对黎天才说：张“做两方面的代表，这真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我看他的脑子是被这批恶化分子搅乱了，你回去劝他清醒清醒，告诉他，一人绝对不能代表两方面”。蒋再次强调反对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黎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黎委婉地回答说：“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情势和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便够了。”蒋听到这里，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我对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顶天立地做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假设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我——忠实于我。”

正因为蒋介石10日下午当面痛斥和谩骂了张学良，次日又在黎天才面前发泄了对张学良的强烈不满，11日晚间军事会议和聚餐时他发现“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慌[恍]惚”，便认定是因为“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或者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蒋对张顿起疑心，担心发生意外，有意唤待从室主任钱大钧前来，叮嘱他对“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然因睡眠时间已到，未召钱来。蒋的生活习惯是每晚10时前入睡，过时会失眠。

蒋介石认为，张、杨此前不积极“剿共”，使红军在西北的势力壮大；现在又不接受他新提出的进剿计划，便决定将他们及其所部调离西北，派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军来西北“剿共”。事变前，蒋的重要将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朱绍良、陈继承、万耀煌等已被召至西安。蒋准备任命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接替张学良的职务；同时，拟任命卫立煌为晋陕宁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任命朱绍良为西线总指挥官，任命陈继承为南线指挥官，陈诚则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蒋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记里明确地写下了他近期要做的八件事，其中第一、二项是派中央军进驻陕甘。万耀煌部一个师已入陕进驻咸阳；“陕南派廿八师进剿，抑派四十师乎？”“樊军决派陕北”。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西安事变前驻防于陇海路的潼关与洛阳间，当时是派往陕北最近的中央军。蒋介石预定要做的第四件事是“发表蒋卫名义”，公开发表蒋鼎文、卫立煌的上述职务，这就意味着张学良、杨虎城被完全取代，进攻陕甘红军的指挥权完全落入蒋介石及其亲信手中。《日记》的上述记载，说明当时坊间传说的蒋让邵力子嘱《大公报》记者发表蒋已调蒋鼎文、卫立煌等来陕，接替张、杨剿共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新的进剿陕甘红军的计划，落实上述部署，12月11日晚在其行辕（临潼华清池）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及中央各将领”参加。杨虎城和于学忠因准备次日凌晨的“兵谏”行动托辞缺席。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对张、杨采取行动前，他就成了张、杨的“阶下囚”。

谁打响了西安事变第一枪

2006年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时，《凤凰周刊》（2006年第36期）的一篇署名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2008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更直白地说：西安事变“捉蒋”的“主将是王玉瓒”。

在东北军两个卫队营共同参加的攻打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战斗中，以王玉瓒为营长的卫队一营和以孙铭九为营长的卫队二营，在进攻的时间上孰先孰后？在这场战斗中的贡献和功劳上孰大孰小？上述文章的作者都忿忿不平，《凤凰周刊》署名文章作者颇为感慨地写道：“从西安事变到1979年，长达40年间，王玉瓒捉蒋的经历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当年的二营营长孙铭九，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他自己捉蒋过程的文章”，并指出：“此前，关于西安事变的细节，众说纷纭。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众多史书的描写中，成为率兵打进华清池头道门并活捉蒋介石的‘英雄’。”作者仅仅根据王玉瓒家属提供的资料，就声称王玉瓒在12日凌晨4时许率兵冲入华清池二道门，与蒋的卫队开战后，“二营孙铭九部的50余人，才赶到二道门内加入战斗”。据此，他“认定最先进攻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的加强连”，临潼捉蒋的主将是王玉瓒。

诚如两篇文章作者说的那样，相当长时间里，国内出版的回忆录或史学论著，在谈到西安事变捉蒋时，大多只提孙铭九的卫队二营，不提王玉瓒的卫队一营。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全面、不公平的。可是，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呢？真如他们所写的那样，是因孙铭九杜撰的那些文章造成的吗？我们认为值得认真研究。

历史事实是东北军的两个卫队营都参加了攻打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都发挥了作用，立下了功劳。但是不能把两者的作用和贡献等同看待，更不能主次颠倒。大量史料表明，孙铭九的卫队二营在这场战斗中肩负的是主攻任务，他们发挥的作用与贡献更大些。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临潼捉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孙铭九、卫队二营的原因所在。上述结论，有下列事实为证：

其一，张学良对捉蒋所做的战斗部署。张学良深知，对蒋实行“兵谏”，就好像“把天捅个窟窿”，必将惊天动地，举世震惊。因之，事先他在极端秘密的状况下和极短的时间内，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特别是对挑选直接去华清池捉蒋的人慎之又慎，既要考虑是否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要考虑对自己是否绝对忠诚，是否听从指挥。经再三斟酌，张决定派卫队二营七连去华清池捉蒋，但考虑到营长孙铭九缺少作战经验，特派飞机把远在甘肃平凉的东北军一○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接来西安，担任内线作战总指挥。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向唐交代作战任务，说：“我派卫队二营第七连跟你去，连长张万山，人很干练。另外有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也去，他俩很有胆量，枪法很准，发挥他俩射击术的特长，一枪一个，就可以很迅速地突进院里。第七连的弟兄们也接受过充分训练。孙铭九营长也随队照料，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当天傍晚，张学良又把负责守卫华清池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召至公馆，命令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卫队一营加强连届时也要参加战斗，协同作战。

张对派去直接捉蒋的指挥人员都分别谈过话，还亲自带领白凤翔、刘桂五以谒蒋为名到华清池蒋的住处，让他们熟悉那里的地形。

其二，张学良对孙铭九更加信赖。王玉瓒、孙铭九作为东北军两个卫队营的营长，都深得张的信任和重用。但比较而言，张对孙铭九更加信赖。孙铭九当时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张忠心耿耿，是张的重要亲信。1936年夏张为联共抗日，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孙铭九担任这个组织的行动部长。凡有重要、机密的任务，张往往都派孙铭九去完成。1936年4月，张去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孙铭九作为随从参谋陪同前往。同年8月28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逮捕了“西北剿匪”总部的人员，张闻讯勃然大怒，立命随行参谋室负责人孙铭九率卫队营一个连前去查抄省党部，解救被捕人员。接着，孙铭九作为中校随行参谋转任卫队二营营长。中共与红军的代表来西安会见张学良，张大多是责成孙铭九负责保护与接待，有时索性就安排在孙宅住宿。就以这次华清池捉蒋来说，只是到了12月11日傍晚张在院里偶遇王玉瓒，才唤他进城到张公馆，向他交代这项任务；而对孙铭九，则在几天前张、杨确定对蒋实行“兵谏”后，就让他参与了准备工作。

其三，《蒋介石日记》详细记述了蒋介石12日清晨逃离华清池、在骊山被捉的大致经过，并明确无误地写明了逮捕他的人是孙铭九。蒋写道：闻枪声，知东北军“叛变”，跳墙时摔伤腰部，在卫士搀扶下艰难逃至山巅，遇东北军密集火力阻击，无奈退回山腰，藏于一岩穴中。后来“叛兵乃登山搜索，行至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并未发现。忽闻离余穴约二十余步之外，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蒋）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里有一个着便衣的。’另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应声曰：‘先击他一枪再说。’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乱！’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尚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应之曰：‘余即蒋委员长。’问曰：‘你是委员长吗？请委员长暂驻。’余曰：‘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之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为我们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发三枪，声言委员长已在此地，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乃问其姓名，彼答余乃沈鸣九（应为孙铭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之卫队第二营”。蒋介石与孙铭九和王玉瓒均无任何瓜葛，蒋不会偏袒或褒贬他俩中的任何人。蒋《日记》中的上述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凤凰周刊》署名文章作者认定王玉瓒是“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是临潼捉蒋的主将，一个重要根据是1981年全国政协文史办为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他说“与会诸多当事人”“拨去历史的重重迷雾，认定最先进攻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的加强连。即是说，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王玉瓒。”果真如此吗？请看事实：张魁堂（原全国政协文史办负责人，也是1981年那次座谈会的主持人）无论是在1990年发表的《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挥官》（见《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1辑）一文中，还是在1994年出版的有关西安事变的专著里，他根据这次座谈会核实的资料，写了扣蒋经过：“张学良早在9日即向王以哲、刘多荃宣布扣蒋决心，并拟定了内外两线部署……内线由第二营派一个连去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由原守卫华清池大门的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协同作战……内线部队因孙铭九得讯比较早，已先后于9日、10日两天将一连多队伍推进到灞桥镇宿营。11日下午，张学良从华清池回西安时，要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随他进城，交代他夜间协同第二营执行捉蒋任务。12日凌晨2时，王玉瓒乘摩托车出发，令驻十里铺的骑兵连与灞桥镇的手枪排急行军跟进……队伍抵华清池后，卫队第一营撤去大门警戒，并收缴驻禹王庙宪兵的枪械。3时40分，扣蒋队伍进入华清池，二道门卫兵抵抗，被击倒。第一、第二营队伍拥入二道门，从左右两方面展开攻击……第二营的队伍先冲进五间厅，发现蒋介石已不见了……”“搜山令下，卫队第一、第二营在华清池已集中了约600人的队伍，拉开距离向骊山方向搜索……孙铭九听见士兵喊声，立即走上前去，只见蒋介石身穿古铜色绸棉袍，白衬裤，光着一只脚……”

究竟谁是攻打华清池“捉蒋”的主将，谁是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人？读了上述事实，读者自己可作出结论。

蒋介石在西安怎样获释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可是回到南京后，他为了政治需要，竟隐瞒和掩盖事实真相，急急忙忙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话”，说什么他获释返京是张、杨在他的“伟大人格”感召下“勇于改过”的结果。为了澄清事实真相，西安方面对蒋的上述言论进行了批驳。中共中央1936年12月28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的。声明列出了蒋所允诺的六项条件，并提醒蒋不要忘记：“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杨虎城1937年1月8日的声明也披露了蒋在离陕时的亲口承诺“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

西安事变前，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由东北而华北。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左”倾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力谋求与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此，中共曾多次发表宣言、通电、《致国民党书》，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接触和谈判。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上述种种努力，均遭拒绝。1936年蒋亲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张、杨（特别是张学良）多次劝谏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也同样遭到拒绝甚至痛斥。

如此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事变发生后短短十来天里，就能改弦更张，接受张、杨提出的条件呢？近年面世的蒋介石《日记》，尤其是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

蒋介石被捕伊始，态度依然顽固。他不吃、不喝、不开口，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对话。其态度出现松动是在端纳到达西安之后。作为宋美龄的使者，端纳来西安的使命是探查蒋介石人身是否安全。他到西安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人身安全，听取了张、杨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介绍。端纳不赞成张、杨的“兵谏”行动，但支持张、杨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他劝蒋改变态度，接受张、杨救国主张，并说只有这样才能离开西安。蒋从端纳的口中了解到张、杨“兵谏”的善良动机，知道了他们并无伤害自己的意思，于是其态度开始变化。14日，蒋搬离新城，迁到更加舒适安全的高桂滋公馆。17日，蒋同意派蒋鼎文携带他的手令飞回南京，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轰炸三天；并开始与张讨论他们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为使蒋便于接受，作了妥协，将八条改为四条：“一、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蒋17日在被扣留的情况下同意了上述四条。后来当他得知南京16日对西安发出了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讨逆军”逼近潼关时，迷信“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的蒋介石于20日晨“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

蒋介石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并开始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是宋氏兄妹来西安之后。宋子文到西安前，对事变真相不甚了解；救蒋应该采取哪种方式，他“在政治解决与军事解决间摇摆”。宋子文12月20日到西安后，经过实地调查和对时局的分析，认识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结成“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精诚团结、坚强有力，企图对它进行分化瓦解或军事进攻都是徒劳的。到达西安后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二、张、杨与中共两方面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宋子文认为，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行动，不但不能救蒋脱险；相反，使“委员长（蒋介石）性命正处于危险之状态”。南京军队的进攻即或能得逞，西安联军“他们……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蒋）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张学良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宋子文，事变后成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决定，若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原来在政治解决与军事解决之间摇摆不定的宋子文，通过对各方力量的分析和“实地细量”，很快抛弃了依靠军事解决的念头，开始“坚信，拯救中国”也是营救蒋介石的“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经过宋子文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对利害的指明，蒋介石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张学良根据自身的体验说，自从宋子文见蒋后，蒋的态度“渐次通情达理”。蒋答应张：“允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12月21日返回南京，22日又匆匆飞来西安，同行者有宋美龄。几天来，蒋介石觉察到结束事变，他安全获释，“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当晚，蒋任命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去会见此前他一直拒见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并举行会谈。蒋提出的谈判条件是中共“（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蒋让宋氏兄妹告诉周恩来，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保证“三个月召集国民大会”；“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改组国民党后，如中共服从他，他对中共作出如下保证：“（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表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来决定。”

12月23日，根据蒋的安排，宋子文与张学良一起先会见周恩来，主要听取周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批评国民党“在陕、甘地区”“屯兵50万围剿中共”，而派往抗日前线绥远的军队仅两个师还未参战。周恩来郑重表示：中共在其《致国民党书》中已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至于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不应仅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此前“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3万人”。中共要求“保留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其他军事系统”。周恩来还说，中共支持蒋介石抗日，并不是单纯地支持他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他说，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周恩来在发言中还揭露了南京当局内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他说：“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变事件时……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

12月23日下午，张、杨和周恩来与宋子文会面，着重讨论了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分子问题。张、杨、周极力劝说宋子文出来组阁或亲自掌握财政部；并酝酿讨论了外交部、军政部和海军部部长的人选问题。宋子文和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告了会谈的结果，蒋答应：“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表手令。”

蒋的上述表态，表明他已基本上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张、杨、周对蒋的上述态度表示满意。当晚，周恩来会见宋美龄，并与蒋介石寒暄了几句。蒋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嘱〕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

双方条件大体谈妥后，释蒋问题提上了议程。宋氏兄妹强烈要求12月25日（圣诞节）前使蒋回到南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分歧。张学良主张，蒋既已表示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就应立即无条件地放他走。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他担心没相当保证，蒋回南京后难免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的部下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中共亦主张有条件释蒋。当时西安的城防主要由十七路军的部队掌控，杨的态度对蒋当时能否安全离陕至关重要。宋氏兄妹极力给张学良施加压力，督促他做杨虎城的工作。张学良在想方设法说服杨虎城的同时，又暗中谋划躲过杨，秘密将蒋宋夫妇二人送出西安脱险的方案。蒋、宋认为，此方案有损他们的威严与脸面，断然拒绝。宋氏兄妹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以劝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宋子文竭力恳请周恩来帮助说服杨虎城，周“答应尽其所能”。宋在《西安事变日记》中说：“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这个记载是否真实和准确，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当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坚持有条件释蒋，不同意当天无条件放蒋走。25日蒋走后三小时，周恩来、博古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释蒋情况时说：“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指蒋、宋答应的条件——笔者注），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在蒋离开西安返回南京的当天上午，经宋氏兄妹力促，周恩来与蒋介石会晤。蒋在当天日记里有简略记载，他对周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当天19时，周恩来、博古向陕北中央报告周、蒋会晤情况时说：“（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作者：李义彬 周天度】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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