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岐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奠，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告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援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坠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规，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据事纪实，已不能无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凡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理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此。”竺、施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其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变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余如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看，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徒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倾，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见骊山下已布满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至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严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即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之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十七路军留西安队部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即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服从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尚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外，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屈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屈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屈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即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食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则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之将领均安全毫无损害，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出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阉之，宋遽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不敢阉户也。”余知其为监视，亦遂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次辞职，但均以党国事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仍就床睡。邵再四道珍重而去。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持唯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

十二月十三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日未进粒米，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勉为进餐，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谢尔等之意，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勤，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挚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邵曰：“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住，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谒。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盖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且将为举世所不齿耳。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汉卿日前向余告在坝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筱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盖陈炯明之叛变总理，余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甚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叶举在坐，大言诋毁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筷离座。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氏实行叛变，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住，力子若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钜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像而知，昔耶苏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当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余未与之言，半晌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待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止。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往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许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乃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

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者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张又泣下，久之始去。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祗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

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概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之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需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勿令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能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自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悟，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

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半晌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余问：“何谓右?何谓旧?又何谓太右?”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思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所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久之，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余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则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生’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乘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

彼见余不可强于，乃无言而退。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

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言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系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今黄候于机场。张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等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黄来时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陕”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况，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余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日来临潼，亲自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二入山为匪云云。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所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郁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订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愤激，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是晚张浼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适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网闻。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而味张“余事再谈”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迁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此心更觉泰然，阅墨子自遣，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来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在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谓：“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日前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计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若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竟不禁泣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着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能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朦胧中几不辨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宜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颌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言：“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今日张来见时，余询以：“前次遣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开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婪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他。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以非义之言托为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则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肖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等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愧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殉，殊为之凄惨不止，而肖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等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营分校。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中心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密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

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祝颂圣诞佳节，此日之纪念不唯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来源：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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