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定释蒋：25日还是24日？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毅然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干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后，宁、陕之间，既有军事对峙与冲突，又有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往返磋商，刀光剑影与折冲樽俎错综交织。到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终于偕端纳、戴笠、蒋鼎文等飞到西安，开始与西安三方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展开谈判。

经过23日和24日的两天谈判，宁、陕间已当面敲定了一切，周恩来除与宋美龄作了两次长谈外，又于24日晚晤蒋面谈。既然蒋已对西安三方做出了重要承诺，兵谏的初衷已大致达到，放蒋回京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问题在于，西安方面到底何时做出了放蒋的决定?就在23日上午12时，周恩来曾急电中共中央：“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又提醒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①当天下午谈判时，宋子文已“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西安三方则坚持，必须先将中央军撤走，先释放“七君子”，然后蒋才能离开西安。当晚，周恩来再电中央请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②24日深夜，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提出了放蒋的三条件：第一，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蒋亦发表同样内容之宣言；第二，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第三，开始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强调，上述第一条是关键，只要南京与蒋作了公开之正面表示，即是承认了西安三方的合法地位，蒋也不好轻易反悔。否则，无上述条件保证而匆匆放蒋，对西安的地位、张杨及其两军之安全，都将会相当危险。相反，为了获得这些保证，挟蒋在手尚有文章可做，即使发生冲突，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奠定胜利基础。③可见，中共主张的是有条件放蒋。

从23日上午的谈判情况来看，张、杨亦主张有条件放蒋。多半由于23日晚中共明确表示，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共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共亦不同意公开宣布成立该组织)，张改而主张，只要宋氏兄妹担保，蒋作出口头承诺，即可释蒋回京。由此，局势遂急转直下。24日下午，张学良召集设计委员会成员在其公馆开会，当晚又召集其高级将领议事，都透露了自己即将送蒋回宁的信息。当晚，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杨虎城更积极赞同中共的提议，张则担心夜长梦多，依然坚持己见。为此，张、杨曾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张争论时，“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④由于西安三方内部意见不一，以至宋美龄觉得，24日这一天的形势是“希望固迭至，而失望亦踵至”，但“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

然而在实际上，虽周、杨主张有条件放蒋，但左右西安大局的毕竟是张学良。就在二宋与“三位一体”谈判的同时，关于宁、陕停战等军事问题的会商很快达成了协议。24日下午6时半，蒋鼎文与戴笠即双双飞到洛阳。蒋一入洛，即召集驻洛阳将领作长时间商讨，至“夜深始散”，且“关防严密”。⑥次日晨，戴笠独自飞宁，蒋则由洛阳秘密前往潼关“调度军事”。当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负责人赖琏就已从种种迹象判断：蒋介石似乎下有手谕，饬令中央军“立刻停止进攻”。⑦这一点，在今天已不成其为秘密。⑧可见，由于谈判进展顺利，蒋介石下了他在西安期间的第2道停战手谕，作出了停战、撤军的明确表示。蒋、戴飞洛的时间是颇耐人寻味的⑨，而这一点却正是当今史学界最为忽视的地方。后来，李天织在《西安一月》中称：“至二十四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⑩很显然，在24日谈判结束后，张学良已决定送蒋回宁。对此，周恩来并不特别反对(11)，唯杨虎城尚有不同意见而已。不少回忆材料和史学论著所宣称的，张于25日才临时突然决定秘密送蒋离陕，看来并没有多少过硬的证据。

二、杨之态度：拒绝还是同意？

事变期间，杨虎城基本上一直坚持有条件放蒋的主张，并为此在24日晚与张激烈争执。但在25日下午，张、杨却一同送蒋去了西安机场，是杨态度已变还是另有隐情?现在，几乎所有回忆材料和多数论著都声称：25日下午3时左右，张打电话请杨到张公馆，双方略谈数句。蒋氏夫妇等人已走出房间，虽杨不同意立即放蒋，但又不好当着蒋面与张争辩，只好无奈随张一同送蒋。我们不禁要问：果真如此吗?

24日深夜的争论，是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并“将杨说服”的。(12)次日一大早，宋子文即告诉蒋：“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13)为此，张曾拟订了一个让蒋化装秘密离陕的计划，但却遭到了宋美龄的坚决反对。(14)显然，若不疏通杨虎城，蒋氏一行势难在圣诞日离陕。因此，在25日上午，宋子文、张学良曾多次劝说杨立刻放蒋。正午前，“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15)12时半过后，张亦通知蒋氏夫妇：“飞机已准备，然一切尚未决定。”(16)下午2时后，宋子文、张学良终于做通了杨的工作，“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17)可见，在张、宋的努力劝说下，杨虽内心并不愿意，但终已同意当日释蒋。

反过来，假如当时杨仍拒绝释蒋，张学良在3点打电话时，杨不会不知道张请他过去所为何事。只要他找个借口不露面，蒋便一时离不了西安，自己又何必前去自找尴尬?再者说，张、杨见面时，若杨仍不同意放蒋，他完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向张说明自己的意见，又何必一定要在蒋面前与张争吵?因此，我们以为，说杨在25日下午3时仍不同意放蒋，不论就逻辑与情理言，还是就现有史料来判断，均难以令人信服。

三、周蒋会晤：一次还是两次？

在西安事变的处理过程中，曾给后世史家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的会谈情况，即是其中之一。24日晚10时后，周恩来前去见蒋“谈判”。对此，过去一般史书均谓，周在宋氏兄妹陪同下见蒋。但张学良在恢复自由后，已经至少两次亲口提到，是他领周恩来前去见蒋的。(18)考虑到周、蒋会面的时间、地点的特殊性，也考虑到文献资料的种种暗示性语言，说宋氏兄妹当时在场，也大致可信。(19)

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各种回忆材料都有所透露，但无一例外地都无法得到证实。好在周恩来就会谈内容曾电告中共中央：“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到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20)如果谨慎一点的话，这应当是最为可信的会谈内容。当然，两人交谈时，不可能就是电文中那干巴巴的简单几句。由此，就产生了周、蒋会谈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的问题。

在所在大陆学者的论著中，现在只承认24日晚的这一次会谈，大陆所出的回忆材料亦是如此。但在港、台和海外学者中，却有不少人认定周、蒋会谈应是两次。如王禹延在《细说西安事变》中就认为，周恩来23日和24日与宋美龄的两次谈话，“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21)王氏此说虽明显无法成立，但却不等于两次会谈说毫无根据。斯诺的《红色中华散记》曾提到，25日上午，周曾二次与蒋会晤。其实，早在1937年1月4日，傅斯年在致蒋梦麟、胡适、周炳琳信中已说：“周恩来晤蒋二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第二次谈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间得到confirmation[证实]。)”(22)1月7日，傅再致函蒋、胡称：“generalissimo(委员长——引者注)在秦，晤周恩来两次。第一次不发一言，听周演说。第二次谈得很高兴。”(23)类似这样的材料还有不少。因此，周、蒋是否曾有第2次会谈?笔者认为，目前虽然尚难以遽断，还须作进一步的考证研究；但就当时的情势、环境来判断，二次会谈的可能性颇大。

首先，据周恩来23日和25日致中共中央电可知，周见蒋是去“直接讨论”和全权“谈判”六项条件的，而并非一般性的泛泛接触与沟通。可是，自1927年以来，国共双方已激烈厮杀了近10年，周与蒋也可算得上是一对冤家对头。现在，在西安这个特殊环境里，周为张、杨之“谋主”与座上宾，蒋却沦落为阶下囚。二人一旦见面，蒋之尴尬与难堪，可想而知。因此，双方势必要首先缓和气氛，相互沟通，然后才可能切入正题。而双方所要商谈的六项条件，牵涉面甚广，虽已有两天来的四方谈判作基础，恐亦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然而，周却是晚上10点后去蒋住处商谈这些问题的，且蒋已病，故这次会谈历时甚短，许多问题恐怕未必能够说透。由此，双方二次作进一步的细谈，大概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周恩来自进入西安后，每天均有几封电报报告中央，几乎从早到晚，有事必报。可令人奇怪的是，独独24日宁、陕谈判的内容，周迟至25日晚8时才电告中央。如果没有相当重大的特殊变故，周不至于拖延那么长的时间。杨奎松先生曾据此怀疑，24日的谈判应在25日上午才进行(24)，但此说实难成立。(25)因此，笔者以为，周很可能是等待与蒋二次会谈有了结果后，才一并电告中共中央。亦即24日晚周、蒋首次见面，双方略作交谈，因约定次日上午再谈，故周恩来才将当天应发之电报推迟至次日晚。恐怕也只有象周、蒋会谈这样重要的事情，才能使周打破惯例，推迟向中央报告的时间吧!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关于25日上午周恩来的行踪，现今所能见到的回忆材料与史学论著，几乎都没有明确的交代。自23日开始谈判后，周每天的主要活动人们都不难大致弄清，唯25日上午缺乏记载。这也许可从一个侧面反证，因周当天上午再去见蒋，故一般当事人所写的回忆材料和档案文献中都让周“失踪”了一个上午。总之，由于周、蒋会谈的高度机密性，虽然尚无直接而又过硬的资料可以坐实周曾二次见蒋，但从现存的间接资料和种种迹象来推断，笔者基本倾向于认为，周蒋很可能曾有两次会谈。

四、机场学生：迎傅还是送蒋？

12月25日下午4时左右，张、杨与蒋、宋一行驱车抵达西关飞机场。等蒋介石一下车，他即发现机场上已聚集了数千名学生、群众。现在，大陆史学界可说众口一词，都接受了申伯纯等人的说法，声称这些学生、群众是在等候欢迎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在蒋介石马上要走的时候，偏偏就有数千人聚在机场迎候博作义，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事情的真相果真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先看看《西安一月》中的这段记载吧：“至二十四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则仍守秘，并由杨令由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定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二十五日午，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同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士兵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谓……者下加着重号)。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26)据此可知，机场之学生群众是张、杨以迎傅之名召来，而实为欢送蒋氏者。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于真实呢?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太难判断的问题!只不过是史学界长期以来，过于相信当事人所写的那些不太可靠的回忆材料，袭其成说而不加细察，致使假象得彰而真相湮没。说机场学生专为迎傅，竟在寒风中伫立等待，至少在以下7个方面难以成立。

第一，要弄清此事真相，我们须先考察清楚傅作义在事变期间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傅在25日前后的行踪。张、杨扣蒋后，曾以电函或派代表的方式，邀请好些地方实力派人物亲赴(或派代表)西安，共商大计，傅便是受邀者之一。傅本与张学良私交深厚，又因红格尔图、百灵庙大捷而获得抗日英雄之美誉。接到邀请后，傅决定亲赴西安，一方面“准备游说张、杨，晓以大义，应将蒋介石放回南京；另方面请蒋介石对张、杨保证不究既往。这样做对蒋介石来说，是勤王救驾之功，对张学良来说也是推恩报德之意，傅作义是百灵庙抗日英雄，如此举成功，他将加上民族功臣的封号。傅的对策决定后，马上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说他要亲到西安，晤面详谈，张也希望傅作义前来，回电表示欢迎。”(27)不过，傅本源出晋系，赴西安前，他当然要先去太原听听老上司阎锡山的意见，而此时阎对傅赴陕“打开僵局”颇为支持。(28)经过一番准备后，直至24日下午傅方由绥远动身，拟先飞太原再赴西安。然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资料可以证明，傅曾确切通知过张、杨他抵达西安的准确时间。西安方面又岂有在不知傅何时驾到的情况下，就贸然组织学生在寒风中苦捱久等的道理?

第二，事实是，傅起程后，却因飞机迷航，24日黄昏迫降于河北易县郊外，原来的计划与行程自然全被打乱。后得冀察宋哲元的接应帮助，傅乃改乘火车，准备25日晨由北平经保定、石家庄前往太原。25日当天，阎锡山在致孔祥熙“有电”中，也只是估计傅大约当晚可到太原。(29)可见，连晋阎都无法确知傅抵太原的时间，更遑论傅何时飞西安了。那么，西安方面又如何能获得傅在25日下午到达的消息?

第三，直到25日晚，傅才匆匆赶到太原。26日，傅还在与莫德惠、黄绍竑等人，在太原城里商议前往西安之事，而此时“蒋公出险”已多时矣。(30)由此可见，傅作义在25日绝对无法到达西安(事实上事变期间傅也一直未到过西安)。傅本人和太原方面，当然也不会不负责任地随意胡乱通知张、杨，让西安组织人马在机场傻等!

第四，更令人不解的是，12月25日的西安《解放日报》援引北平24日电讯，将傅的行程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相信任何一位看了当天报纸的西安人都会知道，傅显然在25日到不了西安。既然如此，张、杨又何必要组织学生“迎候”呢?除了另有他图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第五，据李振西回忆：“1936年12月25日下午一时左右，杨虎城命令我带一个营警戒西安西关飞机场，据说是欢迎阎锡山的代表傅作义。三时左右，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马占山、孙蔚如、李兴中和总部及绥署处长以上的军官先后来到飞机场，准备欢迎傅作义。没料想四时左右，突然张学良、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宋美龄等风驰电掣的进入飞机场……”(31)如果说为了迎傅，让于、何、王、孙、李等高级将领赴机场迎迓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是否有必要让张、杨两部所有处长以上军官倾城而出去躬逢其会?从这一迎接规模来看，恐怕也只有蒋氏那样的“领袖”人物才能相匹配吧!毕竟，连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时，张、杨也没有组织规模如此庞大的欢迎场面呀!另外，李振西所使用的“据说”、“没料想”等词汇，也多少流露出了一些不大肯定的味道。这些，无不从侧面向我们暗示了机场学生、军官的真正任务。

第六，蒋到机场后，曾想对学生训话，张学良却以天晚、天气不好为借口，婉词予以阻止，这也正反映了张、杨上演的这出李代桃僵戏法的致命弱点所在。由于张、杨通知学生前来迎傅，对蒋却称是来欢送“领袖”，只要蒋与学生一开口对话，戏法立时就会被拆破，难怪张要马上阻止蒋训话。

第七，就一般常情而言，以蒋的地位、声望与个性，在被部下“劫持”了半月之后，似乎也不可能冷清清、灰溜溜地离开西安。更何况，蒋曾一再声明，“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32)张也一再表示，自己决心陪蒋赴宁“请罪”，就是要恢复“领袖”之威信与尊严。如果蒋走时，连个象样的欢送场面都没有，那还谈什么恢复威信、保持尊严!再者说，张学良陪蒋回宁，毕竟是去“负荆请罪”，到南京后一切尚仰仗于蒋，这一点张不会不明白。考虑到尔后的荣辱出处，将全凭蒋氏一言，以张学良之聪明，想来也决不会在欢送场面这类小事上惹蒋生怨，为自己、为“三位一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可是，张、杨送蒋离陕原是秘密行动，对普通军民既未通知亦未解释，而当时西安军民反对放蒋呼声甚高，张、杨两部将士情绪激烈者大有人在。处于这种特殊环境里，张、杨需要给蒋造成一个盛大的欢送场面，但又不能向一般军民明言送蒋，只好假迎傅之名，行送蒋之实，这才是机场一幕的历史真相。

五、行前训话：纯属编造?实有其事？

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后，很快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即所谓《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以下简称《训词》)。照《训词》所说，蒋离开西安前，曾对张、杨二人作过一番训话。蒋后来声称：“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33)其妻宋美龄亦谓：“委员会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34)然而，大陆史学界却一致公认，蒋氏《训词》纯系杜撰与伪造，许多人更明言其为陈布雷所编造，亦即并无训话之事。

蒋氏训话之事果真就可以那样简单地盖棺论定吗?笔者以为，到底有无行前训话?陈布雷与《训词》之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尚须慎重对待!就目前否定者所持之理由及现有资料而言，至少尚无法驳倒蒋氏夫妇的说法。因此，在无更充分的证据之前，我们仍可认定蒋在离陕前确曾对张杨作过训话。在这里，我们还是先看看否定者所持之理由吧!这方面的证据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少人认定，蒋当时惶惶欲离陕不暇，根本就没有从容不迫的举行一个告别谈话的时间与心情。如事后蒋百里曾对陈公博说：“当时蒋先生夫妇在西安起飞时还很狼狈，大概他没有时间训话罢。”(34)郭增恺亦持这种看法。(35)二是参与事变的不少当事人回忆，并无蒋训话之事。三是依据《陈布雷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断言《训词》为陈所编造。可是，笔者在仔细考察了这些理由之后，却发现它们均难以成立。

首先，单就时间与心情而言，并不能成为蒋训话之障碍。虽然不少人斥责《训词》“又臭又长”，可实际上通读全文，发现它只臭不长，让蒋复述一遍，恐怕并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宋美龄不也说过，仅用了约半个小时吗?蒋到了机场后，曾一面与张、杨交谈，一面让人寻找他的侄子蒋孝镇，还想对学生再训一番话。可见，蒋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急如漏网之鱼似的，连作告别谈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其实，张、杨既已答应放他回京，蒋归心似箭自在情理之中，但说他如何的“恐慌狼狈”却恐怕未必是事实。因为对蒋来说，半个月的“大风大浪”都已挺过来了，又何必在乎这最后的几十分钟?作为一国“领袖”，蒋被扣押了半月后，在“脱险”离陕前，对张、杨训示一番，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相反，如果蒋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离开西安，反倒有些不合情理。尤其考虑到蒋的地位、声望及个性等因素，更不可能不在行前有所表示，观蒋在机场欲对学生训话，便不难明白这一点。

其次，依据蒋氏夫妇的记载，若有这么一次训话，在场者应为蒋氏夫妇与张、杨4人。至于申伯纯、郭增恺、蒋百里等人，因他们均非训话的直接当事人，当时他们既不在场，事后所写的回忆材料，又都未提供直接的证据，只是断言没有训话而已。因而，以他们的回忆作为依据，明显缺乏令人信服的力度。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4位当事人中，蒋氏夫妇固然口径一致，一直坚持有训话之事，而张、杨对此也从未公开或私下里予以否定。考虑到张去南京后，旋失去自由，几十年来讲话不大方便，暂可抛开勿论。(37)那么，杨虎城从蒋回南京到次年6月底自己出国这半年时间里，应当说有的是时间。且杨一度与南京势成水火，曾全然不理与二宋谈判时的“保密”约定，敢于公开向外界宣布蒋氏的6项承诺。可见，杨完全具备揭破《训词》伪造“真相”的时间、勇气与可能!可令人奇怪的是，杨在生前从无片言只语涉及《训词》问题。这种“反常”现象，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深思吗?须知，在某些时间和场合，无言即是一种默认!

复次，至于《陈布雷回忆录》中的那一段话，一方面不少人实在是误解了陈的原意，另一方面陈所说的也不见得全然可信。陈氏说：“二十六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38)不少人便据此认定，是陈“杜撰”、“编造”、“捏造”了《训词》。其实，陈氏说得再清楚不过，蒋曾给了他“草稿一纸”，即先有蒋给他的“草稿”，然后陈才与宋美龄“详谈”并“整理记录”。可见，陈只是对《训词》草稿作了些文字上的加工润色和整理工作(蒋的不少文字都经过他人加工，实不足为奇)，说陈“杜撰”云云，也实在是冤枉了他。那么，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此“草稿”又从何而来?因蒋一到南京便拿出了“草稿”，可见此物只能产生于洛阳与西安两地。据此，它大约也只能出自蒋或其夫人之手。蒋自25日下午4时后离陕，5时45分抵达洛阳，然后是“进牛奶”、休息，当晚又吩咐张发电报给杨虎城。次日一大早约7时前后，蒋氏夫妇接见刘峙、商震等豫省军政大员，至9时45分从洛阳起飞，12时20分到达南京机场。这两天内，蒋的活动安排得颇为拥挤、紧凑，更兼他脊背受伤、体弱有病，似乎也无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构思和起草这一纸“草稿”。更主要的是，蒋为何要让陈布雷去找宋美龄“详谈”?且陈受命后，并未花多大力气，并末用多长时间，即轻易完工(详下文)。由此联想到宋曾“在座速记”，一切便可豁然而通。因为蒋在西安作过训话，宋美龄执笔速记，蒋一到南京便将速记稿授陈，令他找宋详谈，大约有些速记符号、书写习惯一类的问题，需要宋当面解说。也正是由于已有“草稿”在，在宋的解说下，陈方能轻易完工。

再退一步讲，陈的记载也未可全信。经过机场欢迎等一番礼仪活动后，蒋回到其官邸时，估计当在下午1时左右。而当天下午1时后，“中央各重要军政长官……陆续前往官邸晋谒。适委员长在休憩中，均由侍从人员代为接待，或留片而出。”其间，陈布雷也接待了部分长官，并对人称：“委座精神甚好，唯因今日飞机震荡，途中略感疲劳，稍觉胃痛，本日暂须静养，不多见客”云云。(39)下午3时，中央杜记者去官邸请谒蒋氏，蒋仍在休憩中，“由陈布雷代见，交下委员长发表之书面谈话如下：余今日因乘飞机震荡，略感疲乏。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余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40)这段引文说明了什么?第一，26日下午1时后，陈布雷并非一直专心与宋美龄交谈记录，而是曾一再代蒋接见客人、记者。如果这段时间他还在“整理”《训词》，势必要大受影响。据他所云，他竟能“于五时前赶成之”，可见并未花费特别多的精力，这恰好反衬出“草稿”大体框架和内容已定，陈只是加工润色而已。第二，下午3时(并非如时下一般史书所称的5时后)，蒋已有书面谈话提到，当天发表了《训词》，则《训词》之出笼应在3时前，而非5时后。第三，按陈所说，3点时《训词》尚未完工，则知公开发表之《训词》应有两种形式，即蒋所说3时前已发表的和陈完工后的。由此附带提一下，史学界对于《训词》发表的时间和地点，或云26日发表于洛阳，或云27日发表于南京，未审孰是!观此，则知两说均有根据。唯一合理的解释是：26日上午，蒋在洛阳曾以广播电讯的形式，发表了《训词》的雏型稿；次日在南京见报的，则是陈加工整理后的《训词》全文。既然《训词》在洛阳就已见世，此时蒋、陈二人尚未见面，又何来陈氏“编造”之说?

最后，我们还应当提到的是，《训词》刚一发表，毛泽东便在12月28日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称《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41)确实，单从内容来看，《训词》完全称得上是颠倒黑白的欺世盗名之作。但我们应当区别开来，《训词》内容的虚假与有没有蒋对张、杨训话，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也许，蒋在西安可以歪曲事实地对张、杨“教训”一番，并整理成文章公开发表；张、杨不以为然也好，当作耳旁风也罢，出于礼貌，恐怕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听下去——这样一种可能性大概也没有人能予以否认吧!因此，如果以毛对《训词》的批驳，来否定训话事实的存在，那起码在逻辑上都无法成立。

总之，西安事变释蒋的内幕，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未能完全露出其庐山真面目，这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我们以为，历史研究的宏观结论要想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史实的准确应是其立足的根本。再高妙的理论，没有准确可靠的事实作基石，终究无法摆脱为历史本身所淘汰的命运。本文对有关释蒋史事的考证，正是寻找基石的一种尝试。所得结论，固未敢尽视为是，恳请方家赐教!

【作者：刘东社 单位： 陕西教育学院史地系】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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