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安事变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蒋介石1天写3份遗嘱

1927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重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年仅29岁。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陕西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囚禁陈诚、卫立煌等多人，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3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西安事变”以及中国共产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

晚年张学良与赵一荻

西安事变，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蒋介石日记曝西安事变时一天内写三份遗嘱

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北后，又入侵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剿共”政策，1936年12月4日，他由洛阳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亲自坐镇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至潼关一带，对张、杨的军队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张、杨鉴于日本侵略军的步步入侵，以及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已经同共产党和红军达成协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到西安后，张、杨数次到华清池蒋的住处，向他苦口劝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的申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

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活捉了躲在骊山虎斑石后的蒋介石，同时杨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随蒋抵陕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军政大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随后蒋介石被送押至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后迁居张学良公馆。蒋被扣押期间，他一度想到了死，甚至想自杀，在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人们皆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写有遗书，但从未有人看见过，即使2004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对外公开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其中虽然提到遗书事，但没有具体内容。今据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的蒋介石日记(1945年以前的日记复印件已对外开放)，将遗嘱介绍如下，并就蒋的日记分析其写遗嘱的原因。

给宋美龄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给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上述遗嘱，虽然均写于1936年12月20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录于西安事变二周年之际，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内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另外，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的黄仁霖转寄。此信与前两份遗嘱内容相差无几，实即遗嘱，录之如下：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

蒋介石的信被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亦被留陕，不准回南京。蒋的三份遗嘱于20日交给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联络的宋子文转交宋美龄，但也被张学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记记其事云：“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1日，据张俊义译文，《百年潮》2004年第7期)这里有不同之处：一、蒋介石遗嘱交宋子文的日期，蒋日记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记系12月21日，究竟谁是谁非，尚待考证。二、遗书交给宋子文的时间，宋子文日记为当天他第二次见蒋介石时，蒋日记是在宋、蒋开始谈话之前，先将遗嘱交宋转宋美龄。蒋日记云：“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先与张学良谈话，然后和张及端纳一同见蒋，因蒋看到宋美龄致函，情感激动，呜咽说不出话，宋子文乃示意张和端纳出外，由自己单独与蒋谈话。三、蒋日记没有记述让宋子文将遗嘱给张学良看。

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危难之际，蒋介石关心夫人和两个儿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说“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到了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

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他的部属张学良、杨虎城拘押，沦为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而他经过十年的“剿共”战争，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消灭红军已经指日可待，西安事变爆发，使他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宁愿死，也不愿受侮辱，不愿放弃“剿共”。12月12日黎明时分，当他在骊山虎斑石后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蒋介石日记，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总之，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至高无上统治者的权力巅峰，跌落至谷底，沦为他部属的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他踌躇满志的“剿共”计划从此功亏一篑，完全破灭，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这是他准备死而写下遗嘱的一个原因。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

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九一八”后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土、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按因果关系的逻辑推论，他被已经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的东北军、西北军扣留，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主张严惩。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4日，在端纳的劝说疏通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移住张学良公馆。在张宅，张学良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4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红军参加的情况下，15日，蒋写了给宋美龄的信，表明他决心“为国牺牲”，“为革命而死”，并交代安排家事。信交黄仁霖转交，他一遍一遍的念给黄听，“为黄朗诵者二”，希望黄记住这些内容，即使信被张学良扣留，回去后可以向宋美龄口述。(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17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蒋介石以为共产党来插手其间，会加重他的危机处境，会加速他的死亡。后来宋美龄至西安，蒋亲自对宋说：“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3日)蒋介石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是他写下遗嘱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

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让他从新城大楼移居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起初他坚决不肯，后虽同意移居张学良公馆，但与张学良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并送他早日回南京。(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及到张宅，张向他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条，他严厉拒绝，并痛斥张学良，“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16日，南京方面继13日决议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又正式颁发讨伐张、杨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刘峙为讨逆军西路、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在兰州、潼关集结十数万兵力，东西呼应，对西安进行军事威慑，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地区。张学良忍辱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处罚，请被扣押的蒋方震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却提出限期送他回京为交换条件。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7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后，态度谨慎，认为蒋气量狭小，翻脸不认人，如果轻易放蒋，恐遭打击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直接参与抓蒋的少壮派军官，则担心不杀蒋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主张杀掉蒋介石。随后张学良又派蒋百里劝说，同意照蒋介石意三日内回京，蒋这才于17日给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轰炸西安三天。当然，在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还没有达成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是不可能释放蒋介石的。蒋对此也知之甚明，他在19日的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蒋介石感到被释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杀的准备，他在同一天的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宋子文日记也记述了当时西安方面有杀蒋介石的可能。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他20日日记云：“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西安方面在和平解决无望，而南京方面的军事讨伐全面进行的情况下，有可能把蒋介石杀死，这是蒋写下遗嘱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部下扣押长官，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叛逆”、“叛乱”，必须严惩，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营救他。14日，到达西安的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在是日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8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蒋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对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固然是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来要挟张学良、杨虎城早日释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将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有可能被南京轰炸西安的飞机炸死。这一点，宋子文也很清楚，当蒋介石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

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最初反应，杀蒋与放蒋的艰难抉择

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发出多次通报，“文寅电”云：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

弟毅(张学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时至5时之间)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较为冷静，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自述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在草拟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电文内说到惩办蒋时道:“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其实，中共中央刚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时，震惊、激动之余，又不太敢确信。晚上21点，毛泽东、周恩来联名以“万万火急”向张学良发出“文亥电”时，还不能肯定西安事变是否成功，请张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叮嘱张学良一定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诛者，杀也。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还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要“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付人民审判”。

西安事变爆发前，鉴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而共产党及其军队力量弱小，根据地狭小。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出洋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西安事变爆发后，形势陡转，蒋介石沦为阶下囚，而张、杨、共“三位一体”，于是中共中央一些决策者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事后，刘少奇在评论此事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极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反复和动摇，集中体现在对蒋策略方针的倒退，由“逼蒋抗日”变成了“审蒋”、“除蒋”。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据会议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共12位。会议由张闻天(洛甫)主持。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首先作了报告，明确提出“审蒋”、“罢蒋”、“除蒋”。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说事变虽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但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以我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指出：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决定对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他认为，要稳定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它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争取林森(国民政府主席)、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桂系，以达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7省是南京的势力，也要争取这股力量抗日。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取领导作用。将来，西安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我们党应该准备走上公开政治舞台，同时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发动群众运动。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他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朱德发言较短，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他提出中共在军事上的对策，即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撰写回忆录，写到当时的情形:“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于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闻天对于杀不杀蒋没有吭声。他在最后发言中，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更不主张“审蒋”、“除蒋”，反而强调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他提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应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最后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会议的总结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在政府问题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但会议的基调仍是“审蒋”、“除蒋”。当时持张闻天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主张。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向张学良发出贺电，祝贺西安事变一举成功，“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提醒张要将“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最紧急任务之一是“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这一文电，把蒋介石称为“元凶”，“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显而易见，也是要“审蒋”、“除蒋”。文电还回应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虽未公开赞同“审蒋”、“除蒋”，但在12日21时和13日中午与毛泽东联名发给张学良的电报，都是赞同“审蒋”、“除蒋”的。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而远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此电被斯大林扣发。

在议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1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位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一电报大致上反映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初步方针，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

事变结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何杀杨虎城不杀张学良？

2013年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诞辰120周年。最近,杨虎城之孙杨瀚出版的《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一书,在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基础之上,披露了关于“西安事变”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西安事变过去了76年,对于它的研究与论述卷帜浩繁。人们习惯于说张杨发动,张学良居首功,杨虎城辅助。然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几十年,张、杨两家人再没见过面,杨瀚抱着了却父亲遗愿的想法,曾两次赴美探望张将军。但出乎他的预料,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只字不提,而对于他这位杨家的后人,表现也很淡漠,似乎看不出这位世纪老人和他的祖父曾是生死之交。杨瀚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些内情。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杨瀚费时多年,收集整理了大量解密档案和当事人的私人文件。

“其实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才对,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张学良,只有运用兵谏战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共同抗日。也是杨虎城坚决反对在没有作出书面保证、改变其政策的情况下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来是周恩来说服了杨接受口头保证,以代替书面保证。”

杨瀚说,西安事变真正的主角是杨虎城,不过名义是张学良,对此,张学良也是承认的。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在美国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曾说:“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关于最终释放蒋介石,杨瀚说,根据他寻找到的史料,这是在西安事变后期,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意见分化、产生矛盾后,张学良自己决定的。当时杨虎城并不愿意释放蒋介石。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都被蒋介石软禁,而杨虎城在被软禁了12年之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害。杨瀚表示,“被囚禁之后,蒋介石多次派人劝说,希望祖父可以公开表示发动西安事变是被蒙骗的,希望祖父认错,但是祖父一直宁死不屈。”在囚禁的12年间,杨虎城辗转关押在重庆、贵州等地,居住条件恶劣,“祖父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他那个时候已经视死如归,不会自杀,以免让人以为他是以死谢罪。”

杨瀚说,“共产党曾经两次营救杨虎城,一次是在1942年,我在美国找到的一份资料是当时共产党以我父亲的名义写给宋子文的信,希望可以释放我父亲。还有一次是在1946年,在重庆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释放杨虎城,被蒋介石否决。”杨瀚说,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两次营救都失败了。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国，2001年10月14日逝世。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多国媒体和学者对他进行了访谈。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辽宁大学、沈阳大帅府博物馆、温州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北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对这批录音材料进行编辑整理，成诸本书，是目前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一部口述历史史料。

“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内容广泛、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对许多事件、人物、问题进行了评论，表达了晚年张学良对自己一生和国家、民族历史的总结性认识。此外，它公开了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很多没有公开出版的部分，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变得清晰；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西安事变的秘密是四个字

张学良：没有意思，牺牲很多的。那，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现在西安事变，你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我跟你说，人家外头那谁骂我，蒋先生，是实在对我好。换句话，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赵一荻：没有意义，自己杀自己。

张学良：我这人，刚才你说的话，现在咱们随便扯着玩了，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那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干的事儿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我也决不推说这是他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那是我的事儿。

访问者：您也就是一个目标，不要打内战。

张学良：我不要打内战。

赵一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我恨透了内战，所以我父亲，当然我们是父子的关系了，我父亲出关，我就因为到河南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陇海路的一个站，我们到那地方，前头有红枪会，说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叫什么地方名字？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火车停在那儿，那个人，那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们弄那面包啊，我们都吃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饿的，就在地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想着我就很……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赵一荻：吃树皮。张学良：把树皮都吃没有了，我现在吃什么？所以我回来跟我父亲掉眼泪，我说谁造的？我回到火车上，我自个儿我就想这谁造的罪孽呀！什么人造的罪？不是我们吗？什么意思，打，打几天又和了，然后又打，这干什么？自己当兵的可以，拿你的这种钱去当兵。那老百姓，为什么？我就回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后来就听我的，我说何必呢？算了，打什么？有什么意思？抢什么？几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几天又翻脸了。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这人很好，他心里也难过。我说这何必呢？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所求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日本人对这事情他不，日本是愿意中国内战。

赵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穷。

张学良：所以我对内战恨透了。

访问者：您刚才说，对西安事变，您都认为您负责，这事情是您负责。假如说您没做那个，打到最后成什么程度？就说彼此打仗会打成什么样？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因为剿共啊。

访问者：假如不剿共，还打呀？继续再打。

张学良：那不知道了。

赵一荻：那谁敢说呀，那是假设的问题了。

张学良：我不干，还是剿共啊！

赵一荻：一直打，后来抗战完了不是还在打！

汪精卫无耻，蒋先生耍滑头

访问者：我有个问题。当时对您批评最厉害的是汪精卫，怪罪您不抵抗。您说当时是不是有人鼓动百姓说张将军不抵抗，再有汪精卫在政治上制造这么一个局势，是不是也有阴谋在里头？

张学良：我没有证据，不能随便说。不过我是拥护南京，我是帮蒋先生的，可以说是拥护蒋先生的。那时候反对蒋先生——政治上反对派，咱不用说是谁啦，反对蒋先生当然要打击我。甚至马君武开玩笑的诗都是由此而来的。打击我，主题还是打击他了。当然我是他帮手，明白？这是我的猜度了。我也不敢说。

访问者：汪精卫也可能别有用心？

张学良：汪精卫这个人，本来当年我对汪精卫很好的。不管救他命不救他的命，那都是小事儿。后来我认为这个人无耻，不要脸。一个人无耻，他什么事都能做。像汪精卫这个人，我认为他不可能做的事他做了。像他的地位，他不能做。

访问者：您认为他是不是要找到日本的支持来帮助他打击别的人？

张学良：他是想叫我帮他，他这样子我当然不帮，不但不帮他而且打击他。

访问者：在这个情况之下汪精卫对您的评语，然后回去后他要求您辞职、出国，他希望鼓动起民众对您反面的印象，能够打击另外一个人。

张学良：这里面周折太多了。简单说是这样。汪精卫最火儿火的是这样。他到东北来，跟我讲：“现在山海关的问题了，你要抵抗一下。”我说：“政府是不是有准备？”他说：“你要不打，现在的政治，就是政府玩不下去了。”我说：“您是不是要我牺牲我的部下来维持你们的政治生命？”他点点头有这个意思。我说：“要是政府真有准备我就打，你既然这样你就下命令吧。”他当时带了一封蒋先生的信。蒋先生是政府军事首领，蒋先生下命令，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给我命令呀，那我就得打呀。他来和我商量，就是咱俩可以谈。你说不打不能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我做不到。我这下子把汪精卫得罪了。他说，“我来一趟和你说这事”，我说绝不肯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我的政治生命，我这个人从不做这个，而且还是为人家的政治生命，我更不做呀。汪先生说我既然来了这一趟你给我这么个大钉子，他回去辞职就为这事了。

访问者：当时有没有跟您吵？

张学良：不是吵，我不理他了，把他气死了。宋子文来了，我们晚上出去玩去，我不理他。他走我连送都没送。

访问者：那宋子文先生怎么说？

张学良：宋子文是陪他来的。他(指汪精卫)气死了。他说：“我一个行政院长这么大地位来跟你谈。”我说：“不能因为你行政院长来了我就把我部下牺牲多少维持你的政治生命。咱们有良心的人不做这个。你既然是政府的人，要打就下命令，何必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当然就是有余地。你跟我商量，让我自动来主持这事，政府不负责任，我不走这路。”

访问者：他跟您说这话时，别的人有没有支持您的或者支持他的？

张学良：只有我们两个人谈话，没有别的人。

访问者：他带了蒋先生的信去的话，那是蒋先生和他商量过了？

张学良：你拿蒋先生信里。蒋先生信里说是你来和我商量，谈事。蒋先生是政府的军事首领，他下命令当然我就听。你来跟我谈，是咱俩谈，蒋先生让咱俩谈话，要是蒋先生信里说“你要这么办”，那又不同。要我谈就是要我听你的命令吗？既然要咱俩谈我就可以有意见。既然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这是咱俩的意见。如果你来了，你的话我就应该听，那就不必跟我谈，何不政府下命令呢？

访问者：他(指汪精卫)什么理由去跟蒋先生要这封信，想必是他说我去跟他(指张学良)谈有把握。

张学良：蒋先生，我判断，也在那儿耍滑头。这封信里，蒋先生就有意思是你自己斟酌这个事吧。不是我命令让你做的。他(指汪精卫)跟我说你服从政府命令，我说蒋先生他不是给我下的命令，他信里说得清清楚楚是您来跟我谈。你是政府行政院长，我跟他叫开了。我说：“你要一定这样，那你回去下命令。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我把他问短了，我说：“你让我打一下，你认为我能打赢打不赢？要打不赢干什么？”他说维持政治生命，你再不打政治就“完了”。我说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维持你政治生命啊？他意思是，你打一下，如果失败了，失败是你的事了，政府是打了，好有个交代。

访问者：那汪精卫也一定先得到了默契才去的吧？

张学良：蒋先生也耍滑头。我认为蒋先生是认为他跟我谈不拢的，否则蒋先生要不耍滑头他何必这么说呢？他可以硬一点说啊。蒋先生就是说我不负责任，至于你们俩谈出什么问题那是你们的事了。比如说打，那么政府拿东西来，拿钱来，那我们政府没下过这个命令。我问汪先生你们政府有准备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打一定失败。为什么失败还要打，为了政治生命，你不打政府、老百姓那儿没交代。那我就牺牲我的军队一部分的生命来维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不做。汪先生说我不给他面子，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拿人家生命来维持面子，这个事情太大，我不干。他们说你部下拿你当圣人一样看，我对部下像我自己的手足一样。

访问者：您比如这个汪精卫，您那时有没有觉得他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

张学良：我当时就看出这个人没人格。我从前非常佩服他，后来他做了没人格的事。这个人，胡汉民说他的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他还没失败。我出国回来，到香港去见胡先生。胡汉民这个(人)非常好，很会说笑话，他说个小故事骂了两个人，一个是汪先生，一个是蒋先生。他说：“汪精卫当年在总理孙中山孙先生面前专办外交，办外交的人是不说真话的。汪精卫就是习惯了，跟谁也不说真话了。”他说：“我在总理面前是乱说话的，什么话都说，养成一个坏习惯，总理能饶恕我。现在我说出毛病来了。”这个话很有意思。

访问者：他有没有给您几句忠言，劝您别回来？

张学良：胡汉民这位老先生可以说是相当正直的。在政治上说话是不应该的，他等于是我长官一样。他只能说这种偏锋的话，你得看什么地位。

【来源：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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