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就其形态来说，不是理论体系，而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在革命和生产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革命风范和精神风貌。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员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那么“延安精神”的概念是怎样提出的呢？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城南花石砭召开了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亦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说“延安县的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塞维克的精神”。这是与“延安精神”最接近的说法。学术界认为这是“延安精神”科学概念的最初形态；也有观点认为，“延安精神”一词就是由“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演变而来的。

1959年９月12日，周恩来同志视察刚建成的中央广播大楼时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窑洞来条件好多了，你们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这是著名播音艺术家齐越发表在《新闻战线》（1979年在第5期）期刊上、题为《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的文章，不仅标题用了“延安精神”一词，而且文中还详细写到，周恩来1959年就提出“延安精神”的时间、背景及发扬延安精神做好工作的期望。

1961年的3月号《青海湖》的杂志，开了一个栏目“延安精神永远长青”，栏目下刊登了四篇文章。

1963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第3版转引新华社来自东京日中友好协会的机关报《日本和中国》刊载的一则消息“今天，在全中国，无论城市或者农村，到处都充满着延安精神。”此处所言的延安精神，更多的是表达延安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为庆祝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发表了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权威媒体中出现的“延安精神”一词，标志着“延安精神”作为科学概念的最终形成。但因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社论对延安精神的内涵说明偏颇而不全面。

许多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延安精神，比如：

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在召集延安地区来京代表的座谈会上指出，恢复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反复对大家说，延安人民一定要发扬延安精神，发展生产，尽快实现粮食翻番的目标。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号召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

1981年3月8日，邓颖超同志给《陕西农民报》题词：“发扬延安精神，把陕西省建设得更美好“。

1982年1月13日，习仲勋同志在团的省、市书记会议上强调：“要发扬延安精神”。

1983年7月13日，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延安精神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

1983年9月，邓力群同志在延安听取地市委负责同志汇报后说：“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延安精神，我们有义务，要使延安精神不但不中断并且要大大发扬。

1986年9月16日，彭真同志在《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的文章。文章指出：“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的主要内容。”

1989年9月9日，江泽民同志出京考察的第一站来到延安，他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

1990年11月20日，李鹏同志等一行47人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题词：“发扬延安精神”。

他们不仅提出延安精神的概念，而且概括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推动了延安精神的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把延安精神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专家学者从哲学角度思考、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从伦理学透视、从社会学探索，对延安精神概念提出、生成条件、内容形成和时代价值等多方面进行论述，虽表述各异，但一致认为延安精神具有科学性、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

2002年3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考察，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他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江泽民同志对延安精神高度精辟的概括，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赞同。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