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为加强中央对各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党从体制、机制、纪律规矩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形成并巩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不仅极大增强了党内团结统一，也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建立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和确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938年9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不仅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也是奠定在党内形成成熟稳定领导集体基础的大会。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等机构在党内的地位、职责，确立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威性。1943年3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由政治局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推举毛泽东为主席；同时调整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主要在政治局方针下处理日常工作。这是建立成熟稳定领导集体和强有力核心的关键一步。1945年6月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中央书记处，首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至此，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正式确立。事实证明，这个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不仅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坚持党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的统一和一元化领导。抗日战争时期，针对一些地方不该由根据地发表的意见发表了、应当听中央的指示没有听，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有的不尊重党组织的决定，军队和群众团体当中在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等问题，我们确立了党对根据地的统一和一元化领导。在领导体制和机制方面，根据关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健全了在各地区的中央代表机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晋冀豫地区成立太行分局，晋西北地区成立晋绥分局，同时充实北方局和山东分局等。各中央局（分局）的决定，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各中央局（分局）制定政策必须请示中央。在根据地建设方面，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工作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例如，食盐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约占整个出口的一半到2/3，是除公粮外边区政府的最大收入。但一段时间以来存在不尊重、不接受党政领导的问题，不仅阻碍食盐统销，还助长了不良竞争。为此西北局发出通知，明确各地盐业机关均由党政领导，在统一领导下盐民利润和政府收入同步增加，实现了公私兼济。意识形态方面，由宣传部负责一切对外宣传工作。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工作。广播台以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划归通讯社，并设立了广播委员会，专门负责广播材料的审查编辑，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受延安新华社的直接领导。

建立和完善请示报告制度。针对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与中央主张相违背的言论问题，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规定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决定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需要，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对报告的负责主体、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撰写方法、报告的时间频率等都做了详细规定。3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要求各地上下级之间涉及政策和策略性的指示、答复和报告，必须同时向中央报告。这些决定、指示、制度等为建立报告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建立报告制度中，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文件，还狠抓制度落实，对于报告制度执行好的，给予表扬。1948年3月8日，邓小平报告进入大别山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毛泽东称赞“非常之好”，并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不重视、不遵守的，给予严厉批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发出后，东北局迟迟未向中央作综合报告，直到半年之后才复电中央。随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一封给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他们“敷衍态度”和“无纪律思想”。之后，党内请示报告制度逐步稳定下来，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问题得到解决。

完善并严格执行党的各项纪律。长征后期，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灾难。为防止出现类似错误，党中央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四个服从”的纪律和规矩，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这次全会在党的历史上还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根据全会精神，制定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部的工作规则与纪律，强调全党必须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7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四个服从”，提出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对取得革命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还在全党上下开展了“四个服从”教育。1939年4月，陈云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强调，组织团结靠纪律，纪律的具体表现就是“四个服从”；1940年3月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发表关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讲话，再次强调全党上下要自觉做到“四个服从”。1939年7月，刘少奇在给延安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时，专门用半天时间讲党员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其中“四个服从”占了较大篇幅。对于党内纪律，毛泽东曾幽默地指出，“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中组部曾在延安挑选了10多名来自东北的同志，准备派遣他们分赴家乡开展工作，有7人以敌后艰难、不熟悉情况等为由推托不前，对此组织给予了严厉处分，将他们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还有的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严肃党的纪律，保障了党内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