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总理职务，人们对他的了解往往是他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巨大贡献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的好总理”的崇高风范，而对于他作为军事家的事迹往往知之不多，因此，笔者搜集了他对我军各项事业的开创性贡献，以求窥见这位伟大军事家之一斑。

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中共成立初期，虽然有不少领导人赞同暴力革命，但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准备都是不足的。1921年建党后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党员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周恩来比同时期的其他领导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早在大革命前的旅欧时期，他就高度重视军事问题，在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在当时的党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他非常重视培养军事干部，曾有计划地选派党团员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一针见血地强调：“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至1927年，中共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军事委员会（亦称军事部），起初由张伯简负责，11月由周恩来任部长。这是中共最早建立的军事工作部门。

1924年周恩来奉命从欧洲回国。这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自1924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1926年12月，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举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成立特别军委（同时也是上海区委的军委），以周恩来为特别军委书记。1927年5月中共五大闭幕后至7月，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军人）部部长、中央军委主任，随后担任南昌起义的具体领导工作，中央军事部的部务工作由王一飞负责。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仍由周恩来负责中央军事部工作。1929年8月24日，中央军委主任杨殷被捕牺牲。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兼任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任。自此直到1930年12月，都由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

1930年2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最初由关向应任书记，8月由周恩来接任（任职至1931年12月）。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周恩来负责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动员事宜。10月，又决定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又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1927年到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到达苏区这近7年的时间里，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早期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领导组建第一支由中共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1924年10月，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虽然他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总共才三个月，但领导广东区委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当时孙中山刚刚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周恩来在党内首先提出，应该利用当时广州市内比较混乱的局势，建立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当时的情境下，这一设想需要征得孙中山的同意才行。周恩来面见孙中山，提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经费和武器由中共方面自筹。孙中山当即同意，并给了一个“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番号。

为建立铁甲车队，周恩来从黄埔第一期的共产党员毕业生中挑选了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后接任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三人作为军事指挥员，从中共两广区委调了两名政工干部廖乾吾（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以这五名共产党员作为骨干。周恩来又从孙中山卫队调了莫奇标、高超，从别处调了黄华然、周子昆、戈尚治等，并招收了100多名战士，这些战士主要是广东区委从来自广州、海南、东江等地的农民和工人中挑选的革命青年。1924年11月，“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正式成立，编制上直属大元帅府，辖3个排，共142人。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25年后，当中国革命胜利时，铁甲车队最初五名党员干部只有周士第（开国上将）一人幸存，另外四人全部牺牲，为此周恩来叮嘱周士第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11月，广东区委以铁甲车队为骨干，招收黄埔军校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员和新兵，扩充成为一个正规化的陆军团，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34团。全团共2000余人，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1926年2月前后其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又称叶挺独立团。独立团设立党支部，以实现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党支部不属第4军政治部管，而是属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直接领导，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这是一支完全由中共独立掌握、装备接近当时国际水平的正规化部队，其干部的任免、调动都由中共决定，不受国民党约束，其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支可以直接掌握的正规化军队，也是第一支设立党支部的部队。

领导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7月下旬，中共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的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周恩来等人指挥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国民党反动军队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宣言，提出了革命政纲。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蒋介石、汪精卫急忙调集军队，对南昌实施包围。8月3日，起义部队按计划撤出南昌，取道赣南，进军广东，准备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北伐。虽然行军途中打了不少胜仗，攻占过不少城市，但由于缺乏经验，劳师远征，没有与当时江西西北部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部队损失惨重。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南，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实现了中共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变，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这一重大问题。南昌起义是最早实行党的总方针的一次伟大壮举。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但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

南昌起义建立的3个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建立的军。当时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9、11、20军，第9军军长韦杵（国民党员，未参加起义，列名以示争取），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南下途中到任）。

土地革命战争最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毫不畏惧，艰难探索中国武装斗争的道路。周恩来就是其中优秀的和主要的代表者之一。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最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与理论方面的探索，对全党全军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1927年5月，周恩来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负责军事工作。6月，他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没有被陈独秀采纳。7月，中共中央改组后，周恩来成为中央临时常委会成员，他竭尽全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军事斗争方面来，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使中共做好应付突发事变和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拟定切实计划，准备发动湘、鄂、赣、粤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岗位，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指导创建工农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他及时把各地创造出来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经验转发给各根据地的红军，指导他们坚持农村的游击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武装斗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以及各地工农红军创立过程中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归纳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一整套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并迅速推广到全国红军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全国红军建立了统一的序列，到1930年3月，红军已有第1军至第13军共13个军，全国红军组建了军团，统一了编制，建立健全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党的工作制度，以及士兵委员会制度。这些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顺利进行反“围剿”战争，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从而使红军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主持制定和颁布第一批人民军队建设条例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积极给予指导，并多次向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提供建议。中共中央也多次予以讨论实施。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红军的任务、策略与战术、编制与组织系统、政治部及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以及红军中党的工作等，作出了决议案。

中央军委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周恩来负责主持制定了红军的相关条例制度。8月，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后到了上海，被中央委任为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同年秋，叶剑英也从莫斯科回国到了上海，周恩来安排他与先期回国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这些成为我军第一个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

10月下旬，中共中央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和《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令草案》。这是人民军队诞生后中共中央制定和颁布的第一批关于军队建设的条例。这些条例是在参照苏联国家和军队的有关条例、条令，并吸收北伐战争时期的一些经验，总结中国工农红军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条例中确定的某些编制或设置，在建军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些规定一直沿袭至今。例如，在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部队政治主官：连称为政治指导员，独立营以上称政治委员；团政治机关称为政治处，全军最高政治机关称为总政治部。虽然条例中有些地方不适当地照搬苏军的规定，不完全符合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情况，但这些条例的颁布，使红军在编制、纪律、政治工作等方面有了统一的依据，标志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以条例、条令治军，使人民军队向正规化建设迈进。

第一次把瓦解敌军工作正式写进中共中央决议

瓦解敌军的工作，一直是中共组织兵运工作的主要任务。周恩来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早在东征时期，他就有计划地安排一批广西籍战士组成宣传队，专门从事瓦解广西军阀的工作。南昌起义后，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高度重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他指示中央军委在上海秘密组办多期兵运训练班，训练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派回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他把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往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工作，后来促成了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暴动，创建了红5军团。在红军反“围剿”战争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瓦解敌军的工作日益重要。周恩来在给红军的指示信中多次提出要非常注意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1931年2月，由他起草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不仅要求把瓦解敌军工作作为一项秘密工作，而且作为红军的一项基本任务，强调“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以及开联欢会等等的政治宣传，去夺取他的士兵群众，并在我们俘虏的士兵中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侦探，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红军应尽量的使用。”为进一步加强瓦解敌军工作，周恩来还起草了《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并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指出，兵运工作对于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求党以及一切革命组织必须在敌军中进行破坏和瓦解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这是周恩来把瓦解敌军工作第一次正式写进中共中央决议中，瓦解敌军后来发展成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

党内和红军中最早的反间谍专家、密码专家

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

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领导人，周恩来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周恩来在1928年春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鲍君甫），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迅速地传递信息和情报，周恩来在1928年5月开始着手组建无线电通讯工作，他派毛齐华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从军委抽调李强和张沈川在沪西极司非而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研究无线电技术，1929年10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年1月，建立了上海与香港党组织之间的电讯联络。1931年9月，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正式开通了无线电通讯。周恩来还要求李强、张沈川等人组织培训班，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骨干，并先后将这些骨干派到各地红军中去，如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人被派往中央苏区；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喻杰生等被派到湘鄂西苏区。他们和红军的电讯人员一起，建立了红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各地红军以及各地红军相互间的无线电通信网。为了保证无线电通信的安全，周恩来十分重视机要工作。机要工作的核心是密码，周恩来亲自编制了中共和红军的第一本密码——“豪密”，这是以他的化名“伍豪”命名。周恩来堪称中共和红军中最早的反间谍专家、密码专家。

合作创造我军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

1932年底，蒋介石集结50万兵力，分成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陈诚指挥蒋介石嫡系部队担任主攻。此前，由于中央苏区“左”倾领导人直接干预战事，毛泽东遭到错误批判，被迫离开红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兼任。

红军长征结束后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一方面军强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企图先发制人，粉碎敌人的“围剿”。面对这一错误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和朱德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却一再遭到拒绝。1933年2月12日，红军强攻南丰城，激战一夜，仍无法攻入城中。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立即电令陶峙岳据城固守，同时急令驻南城的许克祥第24师驰援，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特别要求罗卓英率第1纵队第11、第52、第59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22日，周恩来、朱德发觉南城国民党军增援，认为如果继续强攻南丰城，红军必吃大亏，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以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准备打援。随后以运动战将陈诚三个纵队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创造了有利条件。26日，国民党军向黄陂推行，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经过28日和3月1日两次激战，国民党第52师、第59师几乎被全歼，两个师的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

为避免重蹈黄陂之战的覆辙，陈诚改变作战方式，将原先三路“分进合击”改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3个纵队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1纵队余部和第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共6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向广昌地区搜索前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周恩来命令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摆出要保卫广昌的姿态，吸引敌军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国民党军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同时率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敌军力量较弱的后纵队。3月20日，敌第9师进至红军设伏的草台岗、徐庄一线，21日，红军围歼该敌。

黄陂、草台岗两战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歼敌近3个师2.8万人，其中包括陈诚的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缴枪一万余支。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上被打破。周恩来与朱德首次创造了我军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们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用兵，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还不曾有过。

我军最早的军事指挥小组重要成员

长征前期“三人团”成员：（左起）李德、博古、周恩来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已不可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从此直到遵义会议以前，“三人团”处理一切事务，是当时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严重受损，广大指战员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大为不满。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在行军途中，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军情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行军、作战指挥工作。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个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参与筹划我军抗战后的第一次大捷

七七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年8月下旬完成改编并开赴山西作战。9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序列。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9月7日同彭德怀、徐向前赶往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与阎锡山等会商相关问题，并帮助阎锡山制定了第二战区作战计划。21日，周恩来又与朱德再次前往太和岭口与阎锡山会商了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并研究平型关战役计划。双方商定在平型关配合作战，由八路军115师插入敌后，侧击平型关日军，晋军第71师以正面从团城口出击，歼敌于平型关前。

此时，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进攻，企图进逼太原。22日，日军开始向平型关等各主要阵地发动进攻，第二战区守军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惨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连攻三天却无进展，急电第5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派兵增援。为了阻止日军突破平型关防线，阎锡山命傅作义率两个旅增援，并致电朱德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在周恩来和朱德同阎锡山会商后的第二天，9月23日，八路军总部指示第120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115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的日军实施攻击。八路军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奉命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24日，周恩来电告洛甫、毛泽东：日军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平型关，另一部占左云。八路军115师在广灵、灵丘以南平型关一带待机，宋时轮支队出东北游击。周恩来发出这份电报的第二天，平型关战斗便打响了。115师主力从9月24日晚上起彻夜冒雨设伏在平型关东北由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右侧高地。25日清晨，从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日军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车辆及后卫部队陆续进入我军伏击圈内，115师立刻展开猛烈攻击，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全部辎重车辆。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我军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身处第一线、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对平型关战役的策划和发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持制作最早的一面八一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1949年初，毛泽东根据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指示解放军总部提出制作我军军旗、军徽的方案。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亲自主持这一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总部通知各野战军选送了许多军旗设计图样。在研究设计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并指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周恩来也强调，设计必须体现毛泽东的思想，并指示：军旗要以革命的颜色、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喜庆颜色红色作为主体。他还细致地交代：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黄色，旗杆要有红黄二色旋纹，顶部要装一个红缨枪的矛头，饰着红穗，象征人民军队的由来。总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了军旗方案，在1949年初夏制作了第一面八一军旗。周恩来亲自将军旗送到毛泽东住所，并汇报了制作过程，毛泽东表示满意。1949年5月27日，周恩来批示，同意6月15日公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军旗的命令。命令中说：军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从此，“八一”军旗诞生了。

（编辑 吕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