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红云专题 > 机构寻踪 > 革命根据地 > 名家解析

马栏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及时代启示

日期:2023-11-29         文章来源:宝鸡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作者:张全省

马栏位于咸阳市旬邑县东北部,东临铜川、黄陵,南连耀县,北望甘肃正宁,西接古镇职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邓小平、彭德怀、汪锋等共产党人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关中分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关中分区特别重视教育,在这里创办多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之才,所以这里素有“小延安”之称。回顾马栏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吸取其丰富经验和智慧,对于我们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赶考之路,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大革命时期旬邑建立了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群众基础

65699e1dc2bb7.png

1926年春,毕业于西安省立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党组织的中共党员王佛宗,来到旬邑宝塔高小任教,他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积极向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和发展党员,1926年4月建立了由他任组长的中共旬邑宝塔高级小学小组,这是旬邑县第一个党组织,开创了旬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新局面。1926年9月年仅27岁的王佛宗虽因病英年早逝,但他播撒的革命火种,为旬邑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秋,先后在西安新民中学和西安单级师范学校求学,1924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许才升,带着陕西共产党人魏野畴的指示,回到家乡旬邑县城,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在宝塔高小建立了国民党旬邑支部并任干事长,接着在学校建立了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共旬邑特别支部,同时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兼任旬邑宝塔高小校长。他在从事教学工作,利用课堂宣传革命思想,指导学生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大量革命书刊,促进马列主义在学校传播同时,培养发展一批进步学生加入共产党组织,组织学生批判四书五经,同顽固的封建旧学派代理人蒲鼎伯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夺回教育权,成立了新的校务教务委员会和学生联合会,促进了旬邑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根据大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组织成立了旬邑农民协会,组织县城的农民骨干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了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破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培训了一批素质较好的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发展农民积极分子为中共党员,先后在魏洛村、清塬郝村、北区底庙、中区蒲家堡成立了中共农村支部,为党领导旬邑农民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马栏转角建立的红二十六军成为党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他们在马栏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使马栏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65699e343baf1.png

(一)党领导旬邑起义后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1928年前后,旬邑久旱无雨,庄稼歉收,但官府豪绅却催租逼款,“农民眼前三条路,一逃、二牢、三上吊;农民身上两把刀,地租重、利钱高。”1928年5月,面对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主豪绅催粮如命,群众无力交纳,农民生活艰难困苦,难以生存的现实,中共旬邑特别支部决定发动农民起义。5月6日许才升提出以“鸡毛传贴,击鼓为号”为起义信号,动员广大农民开始起义,反抗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许才升、程永盛带领农民群众,直捣县府,打开监狱,释放关押在里面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粮仓,救济穷人,5月12日上午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建立了400余人的农民武装。旬邑起义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镇压失败了,许才升、吕佑乾等七人遭敌人杀害。但由程永盛任总指挥,吕振邦为队长,程双印为副队长由渭北支队在七界石改编的旬邑游击队,活动在旬邑马栏、石门山区,坚持武装斗争。1932年初,旬邑游击队与西北反帝同盟军并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配合陕甘红军,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马栏转角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并举行了授旗仪式。

65699e461c1cc.png

杜衡任红26军政委兼第2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红2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西北地区从此有了首支正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红26军立即投入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3上半年,红26军在以照金、马栏为中心的周边县开展游击活动,连续作战10余次,歼敌1000多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巩固了照金苏区外围的阵地,逐步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迄断头川、王家沟,南至老牛坡、桃渠原,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同官、宜君5县边界,在9个区乡建立苏维埃政权,人口三四万人,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4月,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

(三)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苏区发展到14县,南梁、照金、马栏成为三大中心。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持下,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以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11月7日上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胜利召开,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还有南梁地区的群众、红军、游击队员、赤卫军共3000余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阶段。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在一片,成为下辖工农民主建政20余县、游击区30余县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领导红军长征到陕北提供了重要落脚点。1936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等率领主力红军南下时在马栏开展了扩充红军和地方工作,达8个多月。马栏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心之一,发挥着重大作用。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关中分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在这里党组织作出许多重大决策,推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一)关中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党组织工作的指挥中心。

65699e606893e.png

1936年9月,中共中央派习仲勋担任书记,来关中恢复因东北军大规模“围剿”,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损失严重的关中特委工作,习仲勋主持组建了党、政、军、群等组织机构,机关驻地先后在耀县的槐庄子、淳化的桃渠河,1937年3月,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马家堡村。1941年陕西省委、关中分区机关分别迁驻旬邑马栏,马栏从此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首脑机关驻地和首府,并成为陕西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一切工作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马栏被称为“小关中”,是关中分区的“心腹”。习仲勋、汪锋、贾托夫、李维汉、张德生、赵佰平、张仲良、王世泰、张邦英、霍维德、吕剑人、孙作宾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长期工作和战斗。1945年7月,张宗逊、习仲勋在马栏指挥了爷台山反击战,粉粹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对关中分区的进攻,对巩固边区政权,推进全中国的解放起到重要作用。李先念中原突围后由陕南途经马栏,回到延安。彭德怀曾在马栏部署了著名的西府战役。1946年至1947年,中共路东工委、路西工委、西府工委和河南省委、山西省委先后迁驻马栏办公,马栏成了关中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一度成为陕西革命大本营。直至1949年5月各首脑机关迁离,马栏作为首府存在了10多个春秋。

(二)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通往延安的重要交通要道。

马栏的面积虽不及“大关中”的八百里秦川,但在地理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非常明显。因而是陕甘宁边区南部的重要屏障,更是其近距离俯视泾渭、剑指西安的前进基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仁人志士和军需物资通往延安的重要驿站和红色通道,许多革命青年由此北上延安,我党我军购运战略物资这里也是必经之路。正因如此,国共两党两军都将这里看作是战略重地而互不相让,封锁与反封锁、磨擦与反磨擦、革命与反革命的战火才在这里持续了20多年。在中共陕西各级地方组织领导下,关中分区军民以山林为屏障,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反“围剿”战斗,保卫了延安、保卫了党中央,守卫了边区的南大门,使红色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三)多所学校的创办,马栏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

65699e70baac4.png

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特委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的发展,从1938年至1948年10年时间里,先后创办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等四所革命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众多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鲁迅师范在马家堡办学一年零四个月,累计培养学生300多人,成为了抗战初期“为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1938年7月,陕北公学在旬邑看花宫设立分校,总校后来也从延安迁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办班54个,培养抗战干部6000多名,吸收新党员3000多人。1938年底,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在旬邑坪坊一带创办,一年多时间,既使数万伤残荣誉军人身体得到了康复、精神得到了新生,还教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学会了建设社会主义本领,从而重新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战场。很多同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成为了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1940年3月15日,边区为培养区乡干部和加强小学师资力量,在旬邑马家堡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习仲勋亲自担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时有教职员工24人。除附近马家堡小学外,编有师范、预备两个队。同年五、六月又分别增设妇女队和特别班。第二师范在旬邑办学八年多时间,先后六次搬迁、七次建校,历尽艰难坎坷,培养学生889名。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边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中国革命培育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为抗日战争和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实施基层民主,马栏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10月,关中分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主要解决过去党的工作中遇到的由苏区向边区转变的问题,会议决定将特区正式改为关中分区、中共关中特委改为关中分委、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称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会后,关中分区所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县经过民主普选产生了各级抗日政府,完成了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关中分区还不断改进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先后在1937年7月、1941年7月、1945年8月进行了三次民主普选,普选制度得到了充分贯彻落实。当时在马栏有这样的“乡选歌”: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道理说明了,妇女觉悟高,宝娃快把门照好,妈妈当代表。这首歌谣是马栏根据地实行民主选举状况的真实写照,说明了党领导下的基层民主建设逐渐走上正规化、效能化的轨道。不仅如此,关中分区还积极实行“三三制”,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吸收各界抗日民主人士进入机关,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民主抗日力量,进一步巩固发展了统一战线,极大调动了关中分区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关中分区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五)推进社会改革,马栏成为社会建设样板

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关中分委,在创造性地施行民主普选,实行“三三制”政改的同时,开展精兵简政、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坚持兴学扫盲办报、繁荣教科文卫体育、开荒拓耕促生产、支持发展合作组织、妥善安置移难民、办义仓防灾荒、评先进树劳模、改造二流子、扫除封建流毒,促进了抗日战争和党的事业自身发展。1942年7月习仲勋调离关中时,关中分区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开明、风清气正、丰衣足食、欣欣向荣的根据地样板,一面鲜亮的民主政权旗帜高高飘扬在中国西北大地上。

65699e81efdbc.png

(六)发展生产,改善民生,马栏成为经济发展典范。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克服异常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关中分区党政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战争”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向荒山开战,积极开荒拓耕,发展生产。在大生产运动中,习仲勋亲自动手,率先上山开荒,极大鼓舞了广大群众。1942年关中分区军民齐心协力共开荒2.86万亩,1943年开荒36.28万亩,缴纳救国公粮2.5万余石,组织农妇发展纺织业,1942年,妇女年纺纱2万余斤,织布3万余丈。机关、部队、学校逐步克服了暂时的财政经济困难。同时关中分区还建立合作社,安置难民,仅1943年安置移难民1.5万人,开荒3.9万亩,发现和培养义仓英雄张清益、移民英雄冯云鹏、田英贵,纺织模范张芝兰,模范班子领头人石明德等先进模范典型,发挥先进模范在经济建设中的带动促进作用。此外还在生产劳动中改造二流子,使分区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普遍达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目标。

(七)发展文化,马栏成为文化艺术发展的沃土。

65699e8f8cb5d.png

抗战以前,关中一带只有民间的民歌、社火、秧歌以及陇东道情等文艺活动。抗战爆发后,在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倡导下,在一批抗日爱国的文化战士、艺术家的促进下,关中分区的各种文艺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新正县马栏区汪庭有创作的《十绣金匾》,经过著名音乐家的修改和润色,成为优秀的民歌,脍炙人口,流传至今。1942年1月,将关中剧团、关中警备区的关警剧团与七月剧团合并组建的关中八一剧团,除了传统剧目外,结合边区和抗战时期实际创作了一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残酷统治,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精神,以及教育边区人民发展生产的新剧目,如《新考试》、《大上当》、《特种学校》、《关中四杰》等;改编的秦腔古装戏《三滴血》、《石达开》、《风波亭》等;同时排演《屈原》、《军民一家》等剧目总共有250余个。在关中分区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宣传群众,在习仲勋和关中分委关心指导下,1940年4月中共关中分委机关报《关中报》正式创办,对发动群众,拥军支前,发展生产,拥政爱民,减租减息,识字读报,参军参战等发挥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

四、马栏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及时代启示

马栏之所以成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成为陕西省指挥中心,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事求是,正确决策,团结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党领导在马栏作出许多重大决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给我们留下许多重要的经验智慧和现实启示。

65699ea7c3774.png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实行基层民主。马栏作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模范,与习仲勋为代表的关中特委和关中分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发展基层人民民主密切相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里党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针对分区内群众文盲极多、居住分散的特点,选举过程中,深入田间地头广泛宣传动员,创造出利用流动票箱,背站投豆、烧香点洞等有效选举方式,让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实施廉洁政治,让人民群众监督和决定边区各级政府重大事项,甚至罢免不称职的地方官员,这就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民主建设走在了边区的前列,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模范,被誉为陕甘宁边区“小延安”。今天,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依然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才能沿着正确方向依靠人民民主的伟力不断前进。

(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马栏根据地的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及各种严重困难,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渡过了一道道难关,实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目标,既减轻了群众负担,也改善了群众生活,赢得了群众信任拥护支持,推动革命事业发展。今天,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充分认识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在人民群众一边,全人全意为人民解难事办实事办好事,我们就一定能因为人民群众支持,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三)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进行决策制定措施。在马栏这片土地上建立的红26军曾经因为陕西省委领导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让红26军南下到敌人重兵之地渭南创建新根据地,结果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下,300多人的队伍近乎全军覆没,最后回到照金根据地的,只有刘志丹和团长王世泰等不到20人,损失极为惨重。在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委书记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关中分区实际出发制定基层民主、发展经济、社会改革、教育文化的重大决策,使关中分区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今天,我们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而艰苦的任务,我们必须借鉴马栏根据地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智慧,从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出发,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重大决策,实施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措施,我们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四)坚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马栏根据地地处偏僻,山大沟深,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军队和工作人员进入,必定会增加人民群众的负担,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财政经济更加困难。为了渡过难关,习仲勋为代表的关中特委、关中分区,坚持党中央“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通过建立合作社,安置组织难民,开垦荒地,创办企业等多种形式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实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目标。今天,我们党要实现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目标,必须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贯彻新的发展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各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65699ec00a2f9.png

2023年7月1日作者与宝鸡文理学院图书馆党员干部来马栏革命旧址开展“庆祝党的生日,缅怀革命历史”主题党日活动,并为大家讲授《马栏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及时代启示》的微党课。

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到今年已经整整九十年了,九十年过去了,先烈们英勇奋斗的目标早已变成了现实。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无比辉煌灿烂的前景。但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马栏这片红色土地上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只有铭记革命先辈奋斗的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纯洁先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把人民生活建设的更加美好,才能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缅怀与纪念。

(作者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宝鸡高新区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