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山花作者群，培养出中国作协会员16人，省作协会员22人。

延川历史悠久，黄河文化源远流长。远古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隋开皇三年，废文安郡，设延川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传说太昊伏羲氏在黄河乾坤湾观天象，创太极八卦及阴阳学理论。

延川文化，得天独厚。应了“文出两川，武出三边”之说，延川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文人墨客，层出不穷。唐有文科状元李郃，清代有诗人李娓娓，人称“陕北的李清照”；现代戏剧艺术家杨醉乡、著名作家杜鹏程都从这里起根发苗，成了参天大树。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一

为什么在西部中国，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延川县，拥有这样一支庞大的文化艺术工作者队伍？为什么延川《山花》经久不衰，越开越鲜艳！

文章可写许多篇，经验可以总结许多条，我以为首要的一条是：

感恩历届延川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对文化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1965年，对我一生的文学生涯以及文化艺术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省上将我列入了考察对象。

年初，县上要抽调我去黄陵参加“社教”。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对组织部的人说：“一个基层干部，参加全国性会议的机会，非常难得。让他留下来，以待上级考察。”

非常荣幸，我成了陕西省赴京参加大会的三十名代表中的一员。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并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

1965年12月，陕西省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代表团在天安门前合影，前排左五为曹谷溪。

出人意料的是，会后，张史杰书记专程到延安迎接我载誉归来。当时，延川县还没有一辆小车，张书记从延安行署杨存富专员那里借的吉普车。这辆吉普车，我认识。1963年春天，陕西省委在延川县贾家坪公社搞“社教”试点。我曾多次坐这辆车，去延川或者永坪去买菜。

在车上，张史杰惊奇地发现我怀里抱着一个骨灰盒。他问我：这是谁？

我说：我的老师蔡淑贤。他在北京逝世，骨灰一直放在八宝山公墓，这次我去北京开会，顺便领了回来。

回到延川，已是晚上点灯时分。第二天上午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

在此之前，我曾是贺家湾公社的炊事员，延川县委办公室的“通讯员（勤杂工）”，参加过社教，时任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一个尚未列入副科级干部序列的“小人物”，竟获得了如此殊荣。

因了这件事，我才有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初心，才有了《山花》创刊和办刊宗旨。

时光流逝，对于有恩于自己的老领导，依然记忆犹新。

1992年11月17日，路遥英年早逝。在心境忧伤而平静的时日，突然接到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电话。

“我是张史杰，你立即来止园饭店二楼六号见我。”

一听声音、语气，就是我的老领导张史杰。

我惊奇，他与我多年没联系，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他怎么又知道我在西安？

他的电话，就是命令。

我立即打车去止园饭店见他。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路遥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他的骨灰还一直放在火葬场，你得想一个妥贴的解决办法！

我说，霍世仁曾对我说过这个事。咱到他家去，或者请他来止园一起讨论？

他说，正好延安的冯文德、榆林的赵兴国也在这里开会，一块商量更好。

就这么随意而自然地在张史杰的客房里，与冯文德、赵兴国，还有延安大学西安办事处的主任赵文华等五个人，在他的客房里商定一个重要的议题，成立“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推举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召集人”。由我负责汇报联络。

我如实向申沛昌汇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回答我两句话：

“办路遥这件事我热心，与你们五个人一起办这件事我放心！”

这件事办的“得人心，顺天意”，非常顺利。

2002年11月17日，路遥的骨灰在延安文汇山重新安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王巨才盛情撰写了“路遥之墓”；张史杰、赵兴国、申沛昌都亲临墓地；冯文德已病逝，由延安市人大副主任白崇贵替补了他的位置。

1995年11月17日，“路遥骨灰安葬暨路遥纪念馆奠基仪式”在延安文汇山隆重举行。

二

一个县域的文化建设，绝不是取决于一届党政领导的举措，一举成功的。

时代在发展，世态在变化，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他面临的永远是新世态，新挑战。

60年代的文化革命，疾风暴雨般地席卷中华大地。

像一场始料未及的冰雹，官方和民间的文化艺术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路遥曾把它比作“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在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黄土高原，黄河之滨向阳的山窝窝里，一簇山丹丹花，悄然绽放！

我和白军民、焦闻频等几个不安分的青年，办起《山花》文学小报。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县革委通讯组可以举办农村通讯员学习班。

图1为1972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延安山花》，图2为1972年9月1日文学小报《山花》的创刊号。

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参照路线教育工作队员的待遇，每人每月十八元五毛钱的“误工补贴”。

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陶正，著名的社会学与宗教学博士生导师杨圣敏，北京市政府海外专家咨询团成员、信息产业服务与过程改进专家解明明，都曾是这个学习班的学员。

为了给延川县培养更多的“拔尖”文化人才，文学青年路遥想进大学深造，因“文革”问题受到阻碍，时任县委书记的申昜，在百忙中，为此事周旋，先后三次以县委名义为路遥作保，力荐路遥上了延安大学中文系。

因此，向全国推出了一个“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诸多光环聚焦的文坛巨匠——路遥！

1970年，路遥和曹谷溪在延川县延水关黄河畔上合影。

三

一提起延川，便想起《山花》；—说《山花》，便想起为《山花》的生存与发展付出辛劳、一直为此牵肠挂肚的延川“父母官”。

1984年1月，延安地区文化局局长袁福堂调任延川县委书记。

他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文化官员。

1982年5月1日，著名诗人田间回延安，袁福堂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一个“万花山诗会”。亲自创作“万花诗会引歌”，并登台诵读，把一个普通的接待活动，搞得别开生面，红火热闹。

袁福堂担任延川县委书记之后，对延川更热爱，更关心。

九月金菊开，山花多可爱。

请问径直路，顺着延水拐，

飞车黑龙关，迎着胜利寨。

未进延川城，花香扑面来。

客夸山花好，园丁笑开怀。

那里土层厚，就在那里栽。

红日映山崖，众人齐编排。

一代接一代，山花开不败。

这是袁福堂以“园艺”笔名发表在《山花》总82期上的一首诗作。

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对《山花》文学报更关心，更支持。不仅常常用“园艺”这个笔名发表诗文，而且把《山花》的主编马槐楠，破格提任为延川县政协副主席，使《山花》在延川领导班子里有了话语权。

四

中国有句“好事多磨”的老话。是的，《山花》的发生与发展，并不顺利，有好几次出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但是每一次困境中都有贵人出现，扭转局势。

1985年秋，白崇贵从宜川调到延川工作，这时，《山花》停刊已有４年之久。他在长时间的调研中，深深感知群众对《山花》复活的期盼。

白崇贵在《回忆山花的复活》中写道：《山花》的停刊，主要原因是县财政困难，没有经费可养活。当时县级财政收入只有一百二十二万元，而吃县财政发工资的人头就有四千多人，连工资都不够发，没有办事业的钱。他把这个情况向行署专员作了汇报。

白崇贵说：延长油矿的机关在延川永坪，许多事由县上出钱解决，可否在油矿的税利划拨给延川一部分。

回答：不可能。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你以为那个县委书记好当哩？

面对财政的极度困难，他想：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饭要给吃；经济建设也要搞；文化生活方面的事也得办。于是他和县长韩德才马不停蹄地向外跑，为县上筹措发展资金。同时创建延川石油钻采公司，发展烤烟等经济作物，增加税利，缓解财政困难。

经过一两年的奔波和财政梳理，县委常委会终于对文化上的一些事下了决心，给《山花》核定了专用经费，并将榆林师专毕业的、有创作专长的曹建标调到创作组，任《山花》的主编。为表示重视，白崇贵亲自为《山花》复刊作画，并题诗：

黄河岸边有山花，

土生土长在乡下；

不随牡丹进御园，

只为百姓送芳香。

1992年8月6日，路遥坐火车从西安回到延安，住在延安宾馆。地委副书记冯文德约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白崇贵一起到延安宾馆去看望。

他俩看到路遥面色发黄，病情严重，劝路遥立即住院检查。路遥开始不愿意。延安宾馆到地区医院很近，他们叫李志强、王兴如扶着路遥到医院检查。

一查，肝硬化腹水。

当天就住进了传染病科一楼18床。

路遥在延安住院期间白崇贵对路遥多有关照。临别时，路遥将《平凡的世界》签名馈赠。

“真诚地感谢崇贵老兄”。

路遥没有认错人。

白崇贵确实是他的忠诚老兄。他不言不语地帮助路遥解决许多遗留问题；他还以“延安清涧商会”的名义筹资三十万元，为路遥制作三米多高的花岗岩雕像，捐赠清涧路遥纪念馆。

2002年11月17日，延安大学校长、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左二），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霍世仁（左三），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右三），榆林市行署副专员赵兴国（右二），延安市人大副主任白崇贵（右一），和曹谷溪（左一）在延大合影。

关爱《山花》，支持《山花》是历届县领导老传统。

记得，1998年张鸿鸣任县委书记、李建社任县长，那一届《山花》负责人，一时接不上“茬”。他们不拘一格用人才，将永坪药店的文学青年倪泓，招聘到永坪镇政府试用，不久就调入创作组，担任了《山花》主编。

《山花》养人，倪泓创作的小说《模范张民办》，先在《延安文学》发表，《作品与争鸣》又配两篇评论转载；他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到一斗谷当村长》。

这两部作品，都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执导，分别拍成六集电视片和十一集电视片，在全国播映受到好评。

五

1991年3月，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同年5月6日，马晔同志作为新任的延川县委书记刚刚到任。

5月23日，延川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发表49周年座谈会。马晔书记说:路遥是清涧人，在延川长大。他的处女作是在《山花》上发表的，《山花》是他获得文学成就的摇篮。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是路遥的光荣，也是延川人民的光荣。延川不应该沉默。我们应该请路遥回来，县上安排一个高规格的庆贺大会。他的建议得到王林发县长以及所有县级领导同志的赞同。

9月5日，马晔同志专程去西安路遥家，邀请他回延川，出席庆贺活动。

9月26日上午，路遥应邀回到延川。县招待所悬挂了“欢迎路遥同志荣归故里”红色横幅。当日下午，县上举办了近百人参加的“路遙与延川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路遥畅谈了他的人生经历、文学生活、创作经验和对延川文艺工作者的希望。根据录音，整理出了近八千字的发言稿，成为后来研究、学习路遥十分珍贵的史料。

9月26日晚，县委、县政府在影剧院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庆贺路遥同志《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大会”。马晔书记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路遥赠送了祝贺纪念牌匾。路遙表示了感谢。会后，大家共同观看了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人生》，把庆贺大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991年9月26日，延川县委、县政府召开“庆贺路遥同志《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大会”，马晔代表县委、县政府向路遥赠送祝贺纪念牌匾。

天妒英才，路遥竟于第二年就因病逝世。如果没有马晔书记的主动提议和邀请安排，也就不会有路遥的最后这次故乡之行，将会是他和延川人民永远的悔恨和遗憾啊!

六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身感悟和所见所闻，没有历届延川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山花》就难以生存，难以发展。

2015年5月，时任延川县委书记刘景堂刚刚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返延，便把进一步推动延川文化艺术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

5月3日，是周日休息时间，刘景堂书记召集县人大主任马世平、宣传部长张振宏、文化局长袁竹林几个人到延安座谈。还邀请了走出延川的文化人白生瑞和我。

刘景堂书记认为，在不久前召开的两会上，中央领导与上海代表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并谈及路遥、《山花》，引起全国对延川的关注。打造文化大县，是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向好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5年，由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央视热播。

参加座谈会同志都觉得:“两会”谈话，是我们办好《山花》的动力和光荣使命；是办好文化大县的有利机遇。

随后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设立延川山花杂志社，财政全额预算。

七

总而言之，延川文化艺术事业的发生与发展，与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大有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2010年，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的何文采和县长呼延鹏，根据延川县文化旅游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广泛听取各界知名人士的建议，在县域经济并不宽松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做出了编纂《延川文典》的重大决定，并将此事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提上自己的议事日程。工作启动后，县上主要领导对《延川文典》编纂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县委宣传部部长顾秀榆、张振宏等同志高度重视《文典》的编纂工作。从编纂大纲到卷目细则，一一过问，对《文典》编纂工作的顺利推进，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延川文典》共21卷21册，约1200万字。

在陕北已出版的六部文典中，它是最厚重的一部。

官方媒体评介，就一个县而言，编纂《文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延川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检阅与梳理，其影响与意义，非同小可。

本届县委、县政府承接了历届县委、县政府对延川文化工作的重视与支持，“输血”般的支持延川文化艺术的持续繁荣。尤其对延川《山花》的长远发展，在经费保障、人才培养等具体工作中均给予一如既往的支持。

延川《山花》盛开五十年，有多少辛勤的园丁和“护花人”关怀和为此付出心血，在此我不能一一表述。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在这块崇尚文化、重视文化的土地上，山花会开的更灿烂！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