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陕甘边党政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陕西中部、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地区创建的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胜利的新征程。在党中央领导下，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形成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提供了战略支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集中体现在“两点一存”上。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相继丢失。然而“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蒋介石集中精力“围剿”南方革命根据地时，陕甘边革命活动正蓬勃兴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共产党人沿着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征程。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的失败，但却坚定信念、一往无前，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奋起。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在西北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3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党的“进剿”之下，寺村塬根据地、照金根据地相继失陷，直到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决定实行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独具特色的“狡兔三窟”式多区域的战略布局后，革命形势才发生了重大转折，最终于1934年11月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巩固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于1935年6月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除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势险要、处在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区域等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在于：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使整个根据地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二是坚定不移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紧密结合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开展了武装斗争，把革命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创造了“梢林”中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坚持自主发展，构建多区域的大战略布局，探索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关中和陕北为两翼三个彼此依托、相互策应的战略区，使根据地的各个战略区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区域间的协调行动、密切配合。四是坚持统一战线法宝，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革命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区别地对待广大农民群众、国民党军队俘虏、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土匪和江湖帮会，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敌人，为根据地建设扩大了同盟军，保护和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五是坚持群众路线，始终重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真正让群众把共产党人当成是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正是由于多方原因的共同作用，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探索根据地建设实践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在不断转战的过程，经过七次改变，党和红军将长征落脚点最终选择在了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在甘肃迭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经甘东北、陕北到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党在长征路上的第六次选择。

但在到达哈达铺修整时，偶然从报纸上得知陕甘地区还存在着红军和革命政权的消息，毛泽东果断提出到陕甘根据地去。9月16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落脚点的确定并非“一张报纸定乾坤”的偶然，而是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从战略地位而言，陕甘革命根据地向西、向北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东渡黄河可以奔赴抗日前线，正好契合了党中央寻找“落脚点”北上抗日的需要，使红军长征有了“落脚”之“点”。从政权区域而言，截至1935年6月底，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根据地已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包括30余县的广大红色区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感慨地说：“没有陕北（陕甘根据地），那就不得下地。”从群众基础而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和坚定践行者，根据地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老百姓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使中央红军有如回到久别的故乡，感到异常的温暖，并且顺利地度过了在陕甘的第一个冬天，使得党中央和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站得住脚。从军事策应而言，陕甘红军英勇作战，震动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陕甘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有力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让长途跋涉、疲惫至极的红军有点可落、有点能落，并且能站得住、站得稳，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战略基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党中央迅速调整了政治路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二将军率先建成联合抗日共同体，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并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在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同时，中共中央大力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为迎接抗日高潮的来临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好了十足准备。1937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整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渡过黄河，奔赴抗日战场。陕甘红军的革命力量也汇入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试验田，正是因为有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壮大，才有了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兴盛，才得以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从军事建设上看，陕甘边根据地时期“梢林主义”“三色建军”路线和“狡兔三窟”式的战略战术，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确立提供了鲜活的成功实例。从统战工作上看，陕甘边根据地时期“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确立提供了经验借鉴。从政权建设上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十大政策为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模范区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巩固发展壮大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是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提供了大本营。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凝结形成的南梁精神在党的革命精神谱系中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从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程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谱写了一曲曲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凯歌。诞生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上的南梁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一脉相承，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与发展，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都是根植于革命实践的思想文化成果。南梁精神有机地融合了党初创时期信念坚定的开创精神、大革命时期激流勇进的拼搏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早期联系群众的务实精神，并在创建发展根据地的实践中丰富发展、接续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承上启下、集散扩大，为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同时，南梁精神也是甘肃精神谱系的源头，不仅吸纳继承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共性，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性，为红色基因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南梁正是这片红色土地的一块瑰宝。深入挖掘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传承弘扬南梁精神，为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材，为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强大精神动力。

(编辑 吕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