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党史专题教育，特别是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有了深入的体会。在接下来的党史学习中，我们如何将学习教育引向深入，利用党史学习教育搞好思想工作，这是我们当下要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笔者提出用比较的方法学习党史和二十大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一、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历次农民革命运动进行比较，能悟出我党为何能开辟新路。

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时算起到清末历经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僵化、社会停滞、经济凋弊，没有生机与活力。由于统治者残暴、腐朽、昏庸，造成社会不公，外族入侵，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引发一次次农民起义。从秦末农民起义算起，造成全国影响的农民起义就超过40次，局部起义更是不计其数。梳理这些农民起义，我们发现，这些农民运动的命运各有不同，或是中途被剿灭，或是被投机分子所取代，或是领导人变节被招安。即使成功上位大都是短命鬼，江山还没有坐稳就崩溃垮台了。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本世纪20世纪初开始，虽几经磨难，终于成功，并执政至今，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挺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虽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但以农民为最大最可信赖的同盟军，广泛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农民运动，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可以说，我党在大革命前期将着力点放在发动农民运动方面是非常英明的，领导的革命队伍主要成分是农民，大革命失败后包括秋收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等也是从农民革命开始。我们要问：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为何屡屡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不断取得成功，这其中的奥秘又在哪里呢？仔细比较一下，就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革命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古代农民革命因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逼使农民起来反抗，但农民反抗大多属于自发性质，没有纲领、没有目标、没有路线图，只知道打杀，一味采用暴力。虽声势浩大，但大多逞一时之威，后劲不足，失败难免。到明末李自成大顺起义，也只提出“均田免粮”的简单口号，且没有彻底执行。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也仅仅提出“薄赋税、均贫富” 的口号，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也没有执行下去。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提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新中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推出一系列的土地分配政策。这样的口号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号召力，引起广大贫苦农民的共鸣和响应。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并力行之，得到农民的拥护，争取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二）打下江山还要坐好江山。革命，就是要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带有明显的短视和功利色彩，没有长远打算。他们几乎都没有跳出“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轮回怪圈，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消灭一个皇帝又自造一个皇帝，没有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但消灭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还把“建国，富国，强国”作为自己的使命，孜孜不倦，不懈努力，打下了江山，坐稳了江山，又不断建设江山，始终不渝奋斗下去，直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夺得政权以后一定要不忘初心，保持本色，继续奋斗。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也有取得成功的，包括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都声势浩大，威震敌胆，取得了政权。但好景不长，李自成起义进驻北京城还不到43天就退出来了。太平天国也不过两年多，就军败城破，归于失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高领导人腐化堕落，没有进取心，只知享受，不思巩固进取。反观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保持清廉，坚决清除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努力创造一个公平、有序、充满向上的政治生态，巩固了胜利成果，促进了社会进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兑现了当初的承诺。胜败之势，不言自明。

二、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能悟出我党为何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1911年为辛亥年，是年10月，以发动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为标志，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这场被列宁称为“东方的觉醒”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给中国带来了一次思想解放，是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然而，这样一场革命，实际酝酿了10多年，但真正发生好似在一夜之间，而从孙中山担任临时总统到袁世凯复辟还不到半年时间，辛亥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中国复归各种政治势力轮番上台、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的境地。但毕竟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从1912年1月一直到1949年10月延续38年。

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其原因有三：

（一）其政治宣言有天下一定缺陷。孙中山联合各革命团体、建立中国同盟会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并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从强烈救国愿望出发，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在研究了中西有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但这个宣言有一个缺陷，即没有提出“反帝”思想。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掠夺中国、蹂躏中国应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不赶走帝国主义、不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正因为如此，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政权再到今日的台湾当局一直没有解决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反而挟洋自重，丧失民族自尊。

（二）没有建立起以农民为主的广泛的同盟军。以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具有坚定的革命精神，虽屡遭挫折仍毅然奋起，举起革命大旗，推翻满清。但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其革命的触角没有伸向广大工人农民，而主要依靠上层实力派和地方军阀。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时成功，但组织松散，意志不统一，争权夺利严重，革命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往往昙花一现，大多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在鲁迅的小说《风波》中有足够的反映。

（三）没有坚定的意志落实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关注民生，提出“平均地权”，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的公平问题，也才能争取民众、夺取并巩固政权。但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没有发现一项“平均地权”的具体措施，也没有见诸分配土地的实际行动，广大农民更没有享受到企盼的利益。

以上三点，只要存在一点，就可能导致革命遭受挫折或失败。这些缺陷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补救和纠正。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非常鲜明和坚决，即“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口号既顺应中国传统又立足中国现实又放眼中国未来，决绝而坚定，给人民以信心。特别是推翻三座大山，把帝国主义作为第一座大山予以推翻，反帝态度彻底而鲜明，在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中国从此挺起了自己的脊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建立广泛的革命同盟军方面，中国共产党先是领导工人运动，既以广泛发动农民运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斗争策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准了革命的同盟军，深入农村，唤起民众，发动群众，将最广大的农民阶级团结在自己的阵线，并以创造广大人民幸福生活为己任，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将革命进行到底。

读党史我们看到，土地革命几乎贯穿整个新民主义革命全过程。共产党发动农民运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无不以“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响亮的口号，并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工作，一以贯之的执行。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领导的朱毛红军就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成为我党向农民分配土地的范本；抗日战争时期因阶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我党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开始不久，中央成立以刘少奇、朱德为领导的工作委员会深入华北，主要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部完备的土地分配法律，推行之后农民真正得到了土地，激发了革命热情；全国解放后，党又普遍开展土地改革，全面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农民获得了以土地为依托的生产资料，实现翻身得解放。

由此看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主、民生”之三民主义，没有在他一手创建的国民党手上落实，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手上变成了现实。历史再一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广泛性，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着想的，也才取得了成功。

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进行比较，能悟出我党为何能得人心。

孙中山在世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促进国共合作，中国革命才有新的发展。随着孙中山过早离世，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蒋介石官运亨通，先是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后又升任北伐军总司令，逐渐取得国民党的高位。到了1927年4月，蒋介石的真面目终于暴露，他借清党的名义，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屠杀革命群众，遂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此国民党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共反人民的党，国共双方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殊死博斗。

通过读党史、读国共斗争史，我们发现，共产党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民党为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为的是劳苦大众的利益；

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反对内战；

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积极抗日；

国民党内部分为三六九等，共产党讲求官兵一致；

国民党贪污腐败，共产党清正廉洁；

国民党卖国投降，共产党爱国抗敌；

国民党失去人心，共产党得到人心；

国民党寡助，共产党多助；

国民党败台湾，共产党建立新中国。

这些可谓一针见血，活化出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的形象。但从另外一些具体事例，也能见出高低。

事例一，能否与人民在一起：

——1937年12月，日寇一路从苏锡常杀来，直逼南京城。在这国家首都即遭涂炭的时刻，国民党蒋介石不敢率军与敌人决一死战，与人民、与自己的首都共存亡，却内撤武汉，最后逃到山城重庆，偏安西部，保命苟生。而失去政府保护的南京城置于日寇的铁蹄蹂躏，30万同胞惨遭杀戮，造成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悍然发动对陕北的重点进攻，率领25万人滚滚而来，妄图一举摧毁共产党首脑机关。而我方部队不到3万人，敌我力量对比为10比1。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毅然决定不过黄河，始终与陕北人民在一起，率领人民解放军撤离延安，在陕北的沟沟垴垴与敌人周旋，打起魔菇战术，他永远与自己的人民在一起，鼓舞了陕北人民的士气，陕北人民坚壁清野，不给国民党任何帮助，赢得胜利，收复延安。

事例二，对待部属犯罪是否严格执法：

——1935年冬，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的团长张灵甫回家探亲，因听信谣传竟将自己的妻子吴海兰枪杀，引起全国公愤。在强大舆论的声讨下，蒋介石勉强将张拘押，严令查办；后又采不执行；后又被保释，竟重新获得重用，当上了师长。直到1947年与华东野战军交战，殒命孟良崮。

——1937年12月，陕北延安发生了一起枪杀案，抗大第六队学员、老红军黄克功因女友刘莤不同意与自己继续交往，更不愿意马上结婚，遂举枪将其杀害延河边。这一枪杀案震动延安，对其如何处置各方拭目以待。对于这样一位从井冈山走来，又立过无数战功的老红军犯下的罪行怎么处置也考验着毛泽东。不少老同志、老部下、老战友都来为之讲情，让他死在战场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让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独立调查审判，最后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事例三，对待民主人士是否肝胆相照：

——1946年起，国民党蒋介石加强了特务恐怖活动，不但对共产党员绝不放过，还对民主人士采取镇压手段大肆捕杀。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暗杀民主人士李公朴，旋又枪杀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制造了一个一个惨案。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相见，促膝交谈甚欢。两人谈及如何打破中国历史“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黄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略一沉思果断答道：“用民主的办法来打破这一历史周期率”受到黄炎培的肯定。这就是有名延安“窑洞之问”。

历史是一面镜子。王安石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人事”就是人的作为，人的品格，人的宗旨。这“人”当然包括具体的人，也包括一个政党，一个组织。通过与农民革命的比较、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与国民党反革命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谋利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为落脚点，其宗旨、其纲领、其行动、其运筹，都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依归，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如泰山与苏联共产党一夜崩溃进行比较，同样可以得出深刻的启示。

通过比较，使我们进一步学习党史，并以这些鲜活的事例开展思想党史教育，让我们各级干部明白：党所走过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无数艰难险阻，经过了无数奉献牺牲，经过了无数血与火的淬炼，才一路走来，走向21世界。我们不但要继承这笔富贵的财富，还要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把中国这艘航船推向光辉的未来。

 (编辑 吕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