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他是“现代侠盗罗宾汉”。毛泽东亲笔题词赞誉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他是上下五千年万万千的英雄中“人民的英雄”。33岁他壮烈牺牲后,他的家乡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新时代的今天,他的英名仍在人们中广为流传,他的英雄故事仍被人们讴歌传颂。他就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刘志丹。今年是刘志丹诞辰120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卓著功勋,回顾他一生的光辉瞬间,他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人民忠诚热爱,对革命事业满腔热血,虽屡经挫折、多次失败,但坚强不屈、百折不挠。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其品格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其精神感天动地,光昭日月!
高小接受新教育,立志改造旧社会
1903年10月4日(阴历八月十四日),刘志丹出生在距保安县城西北50多公里的洛河之滨,一个群山怀抱、地势险要的陕北小镇金汤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刘培基是个秀才,爷爷刘士杰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拔贡。因为生日在阴历八月,饱读诗书的爷爷刘士杰十分高兴,给孙子取名景桂,字子丹,乳名来生。
刘志丹天资聪慧,自幼好读,在祖父用儒家思想倾尽心血教育下,幼小的心田,萌生了向上向善的种子,孕育着“仁者爱人”的优秀品质,产生了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思想。1919年春天,刘志丹进入陕西省保安县永宁山高等小学学习,接受新式教育。这年的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受永宁山高小两位进步教师陈定邦、李子才的教育影响,刘志丹接受了民主、科学等先进思想,在学好课堂知识同时,如饥似渴阅读《名学》《原富》《天演论》《盐铁论》《贞观政要》《康熙政要》等大量书籍,丰富了他的学识,开阔了他的眼界。他还结识了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经常漫步在洛河畔,谈论各自理想志向,讨论对现实的看法,结伴到附近村庄社会调查,了解民间疾苦。当他们看到穷苦农民虽辛苦劳作,但生活却异常艰难,住着破窑洞,吃糠咽菜,度日如年,甚至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悲惨的情景、人间的不平,激起刘志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他决心要改变这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让劳苦大众都过上有饭吃、有衣穿的好日子。
中学加入共产党,丹心向党志不移
1921年5月,18岁的刘志丹与金汤镇九咀坡的同桂荣结为夫妻。第二年春天,刘志丹来到离家几百里的榆林中学参加考试。担任主考的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看了刘志丹在考国文时以孔子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为题,洋洋洒洒千言,一挥而就的试卷,对他大胆抨击现实社会的腐朽与黑暗,提出有志气的青年人,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对社会要有责任心,学到的知识才有用处,人才才会有用武之地的观点大加赞赏,录取了他。这让刘志丹非常高兴,当即取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表达自己赤心报国的志向。把自己的字“子丹”改为“志丹”。
在榆林中学学习期间,他经常到图书室阅读进步书籍,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人物,了解到他们提出的进步思想。他倡议并成立了读书会,号召全校同学一起参与,图书室成为学生心中的“新天地”。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23年春来榆林中学任教的教师魏野畴,这个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1923年初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老师给学生讲授国文和英语外还讲授历史,他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向同学们讲解《新青年》《向导》上的文章,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宣传“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和重要意义,对学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在他引导下,刘志丹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籍,产生了唤醒劳苦大众起来革命,冲破黑暗的社会、推翻这个落后的制度的思想,追寻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定。在魏野畴和杜斌丞帮助支持下,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刘志丹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他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等进步学术组织,办起平民小学,成立了戏班子,创办了《塞声》《榆中旬刊》等进步读物,宣传新思想、介绍马列主义,受到了校内进步师生一致好评。魏野畴之后,对刘志丹影响重大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西北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来到榆林中学任教的李子洲。刘志丹非常喜爱和敬重李子洲,把他和魏野畴看作是自己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24年秋,李子洲派绥德师范的国文教员王懋廷来到榆林中学,将刘志丹和学生会骨干们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在学校建立了团支部,刘志丹被选为团支部委员。1925年春天,刘志丹等第一批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刘志丹坚定的誓言:“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入党后,刘志丹的学习、斗争方向更加明确。在反对军阀井岳秀父子欺压百姓、镇压学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学军事,中山军校育英才
1925年秋,刘志丹被党组织派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初,刘志丹进入军校四期步兵科第一团二连学习,不久转入炮兵科。北伐战争开始后,刘志丹参加北伐誓师大会。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官兵万余人在五原誓师,宣布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参加北伐革命。10月,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和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被派到国民军工作。任第四路军政治处长,在马鸿逵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向官兵灌输革命思想,提升政治觉悟,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开展新式练兵。在共产党人影响帮助下,冯玉祥挥师西进,攻打军阀刘镇华,11月27日解围西安,又东出潼关,成为配合北伐的一支劲旅。之后,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在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下建立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担任政治部主任,李林担任副校长、刘志丹担任军事教官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1927年5月开学,先后招收学员700余人,以学习军事和军训为主,兼学政治。这所“西北之黄埔”,为西北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军政优秀人才。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与仇视。1927年,大革命失败,刘志丹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从事秘密交通工作。
渭华起义组新军,浴血奋战建功勋
1927年9月26日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案,提出共产党员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倒戈和哗变,以“借水养鱼”“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1928年1月,刘志丹和唐澍、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等共产党人进入驻防陕西洛南的西北军许权中担任旅长的新编第3旅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任司令部参谋主任。
刘志丹等到部队后,肃清了部队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旧军官,提拔中山军事学校中的优秀党团员为基层领导。通过组织整顿,官兵军政素质得到提高,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刘志丹还率工作组深入驻地农村,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当地农民协会得到恢复,大量革命干部和武装骨干成长起来。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鉴于渭南、华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5月1日中共陕东特委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利用李虎臣与冯玉祥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党的力量较强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同时命令正在潼关前线参加军阀作战的许权中旅中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唐澍等率领的部队开往渭华地区,配合起义。5月10日许权中旅600余人,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从潼关前线开往华县高塘,5月12日到达华县瓜坡参加渭华起义。在刘志丹主持下对部队实行初步改编,撕掉国民党的旗子,处决了反动军官,改组部队领导机构。5月16日在高塘镇千人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为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刘继增为政治委员,许权中为总顾问,下设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力量。
刘志丹与唐澍等领导指挥着这支队伍,帮助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推动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工农革命军与渭华农民运动相结合,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席卷整个渭华地区,很快形成了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纵横约200平方公里、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进行“围剿”。6月8日,刘志丹与唐澍等领导指挥起义武装,在渭南塔山、华县高塘地区同敌重兵进行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攻。随后,刘志丹立即召开会议,通过分析敌我形势,决定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四面包围,应立即转移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日,敌人调集3个师兵力,在地方反动民团配合下向起义武装发动第3次大规模进攻。起义部队奋勇抗击,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唐澍等起义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起义惨遭失败。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满腔悲愤地写下《高塘述怀》:秦皇逞凶强,百姓横遭殃。老蒋欲称王,杀戮北伐将。旗上烈士血,遗志岂能忘。他日传捷报,祖国浴朝阳。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残暴,抒发了继承先烈遗志,誓夺革命胜利的豪情斗志。告诉同志们,失败了不要紧,我们再来进行战斗。渭华起义失败让刘志丹深刻认识到枪杆子和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三色”理论指方向,西北大地建红军
1929年夏,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撤销了杨国栋特委书记职务,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针对当时革命形势,刘志丹在会上提出了采取白色、灰色、红色三种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在刘志丹看来,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革命斗争有光明发展前途。他主张必须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新形势,率部同吴岱峰、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员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合法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打入甘肃苏雨生部担任十六团副团长。和谢子长一起利用陇东民团谭世霖扩充势力之机,在其部挂名建军,将招收的人马编为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等将驻宜川后九殿民团杨庚武部的周维奇营百余人拉到庆阳北部三道川(今属吴旗县),编为1个营。两部合编为1个团,团长谢子长,驻防三道川。正在这时,土匪张廷芝投靠了谭世麟,合谋缴了周维奇营的枪械,并袭击了团部和第六营,致使刚拉起的队伍受到严重损失。1931年春,刘志丹再次与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但在准备起义时不慎暴露,被关押在彬县。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营救而获释。刘志丹出狱后又打入甘军陈国璋部,组建了一个旅,自任旅长。后来这个旅又被打散了。为了创建革命武装,刘志丹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
刘志丹从搞兵运实践斗争中认识到,单靠在旧军队中招兵买马是不行的,必须像毛泽东那样,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1932年2月12日,通过改编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在甘肃南梁、陕西旬邑县马栏和铜川照金一带,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32年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首次攻克国民党旬邑县城。5月15日夜,刘志丹带领陕甘游击队奔袭马栏镇,一举歼灭国民党井岳秀部五一一团的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队伍也发展到1500多人。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2团),西北地区诞生了中共第一支正规主力红军,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陕甘边新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狡兔三窟”实高明,创建西北根据地
1933年6月,“左”倾路线在陕西的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不顾革命处于低潮,渭华地区国民党势力强大的实际,推行冒险主义,强令红26军主力二团放弃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平原地区,创建渭华、蓝洛根据地,致使红二团陷入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在终南山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刘志丹带领十余人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历尽艰辛,辗转回到照金苏区,但这年10月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大举进攻下,照金苏区陷落。两次创建根据地工作相继受挫之后,刘志丹开始认识到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条件下,“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为了尽快地摆脱困境,重整旗鼓投入新的战斗。1933年11月3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刘志丹主持召开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重点讨论解决红军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刘志丹提出了著名的“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他认为武装斗争必须创建多个根据地,形成掎角之势,可以互相策应,互相联动配合红二十六军协同作战。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重点北移,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坚持武装割据,开辟并扩大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组建发展以陕北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队和三个战略游击区。
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在陕甘人民支援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破敌人多次“进剿”。到1934年1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各70多公里的陕甘边苏区。1934年2月陕甘两省的反动统治者调集1万余人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面对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形势,刘志丹亲率主力红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跳出敌人包围圈,迁回外线,转战千里,经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敌军第一次“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发展到包括淳化、富县、旬邑、正宁、合水、庆阳等十八个县部分地区。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刘志丹当选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34年,红军还重新打回照金,全面恢复和巩固了照金苏区。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调集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放在陕北。为了集中力量粉碎敌军“围剿”,统一作战行动,刘志丹主持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市)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军委,刘志丹任中共西北军委主席,统一指挥中共西北武装。8月,在刘志丹指挥下,西北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围剿,在解放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县后,将陕北、陕甘根据地合二为一,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90万人,红军主力也扩张到了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了4000人。这是刘志丹“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指引下取得的重要成果,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为承接中共战略转移和革命再出发提供了坚强后盾。
“左”倾路线危害深,志丹蒙冤不变心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南岷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天,毛泽东从陕甘支队第1纵队侦察连搜集来的一份《大公报》中,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及苏区根据地存在,且十分活跃,而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已与红26军在陕北会合。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在毛泽东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了原先北上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红军会合。
但就在1935年9-10月间,正当陕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甘根据地却发生错误的肃反。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通过改组西北军委、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夺取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领导权,并借“肃反”之名,大搞宗派主义过火斗争,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等同志被逮捕下狱,险遭杀害;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等和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区以上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连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6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历尽磨难。期间,“肃反”执行者杀害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等200多名优秀干部。
面对“肃反”的执行者无理责难和无情打击,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不低头,不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肃反”开始时,刘志丹正在甘泉县道佐铺指挥前方作战,“肃反”执行者欺骗刘志丹说让他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刘志丹立即动身。途中他与送信的通信兵相遇,知道了原来要逮捕自己。但在他明白了一切后,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选择了自己回到瓦窑堡,向党组织说明一切。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自相残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结果被关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和陕甘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含冤而死。整个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之中。
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向当地干部打听刘志丹下落时,却听说他和大批负责人在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中共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11月7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会议。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被诬陷、逮捕的同志立即获释。
刘志丹出狱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亲切接见了他。周恩来见到刘志丹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接着,周恩来和刘志丹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情真意切的话语,让刘志丹难以抑制激动之情,感激地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陕北、挽救了我们。中央来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刘志丹出狱后,面对刚挨过整而情绪激愤的陕北干部,他告诫大家:“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以大局为重,还是团结对敌。他不计恩怨,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当中。由于他自己以身作则,使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三支队伍的干部们很快打成一片,共同壮大了陕甘根据地并向宁夏方向扩展。
三交战斗冲在前,壮烈牺牲英名传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刘志丹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1936年2月,为了响应抗日的迫切需求,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军东征,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4月13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率部东征山西的红28军军长刘志丹和政委宋任穷:“二十八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接到电报,刘志丹率军连续打败小股敌人到达了三交镇附近。三交镇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该镇沿黄河东岸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防御体系,构筑有坚固工事和碉堡,并有1个主力团和保安团固守。刘志丹到这里后立即亲自观察地形,严密部署战斗。4月14日,战斗打响后,第1团攻击不顺,刘志丹立即来到第1团指挥所,和该团的同志研究突破敌军碉堡的作战方案。随后,他来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冲击。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他的左胸,刘志丹两只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跌倒下去。他的呼吸极度微弱,但依旧拼尽全力告诉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随后,刘志丹就没有了声音,等到医生到来时,已经完全停止了呼吸。他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刘志丹遗体被送回陕北,葬在瓦窑堡,同年5月,为了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给他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林伯渠的题词是:“长使丹心照日月,拼将热血洗乾坤。拯民卫国更忠党,史绩不刊千载存。”
刘志丹牺牲已经整整88年了,今年是他诞辰121周年,可以告慰他的是,他当年立志奋斗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独立、民主、和平、富强的新中国今天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我们走得再远也决不能忘记刘志丹和老一辈革命家所作出的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我们回顾他、缅怀他,更主要的是继承他的革命精神,传承他的红色基因,把我们的党建设的更加纯洁先进,为人民守好江山,执好政,让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更强大更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会更加富裕美好,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宝鸡高新区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宝鸡市委党校刊物《宝鸡论坛》2024年第1期。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