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同情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和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酝酿发起，在武汉建立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即“工合”运动，却最先在陕西西部的山城宝鸡开花结果，创造了让世人惊叹的“工合”奇迹。

“工合”之源：一群关心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和国内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了群众性经济互助、抗日救亡的“工合”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沿海城市，这些地区在日军侵略沦陷后，工业生产随之遭到日军野蛮的破坏、占领和掠夺。据上海社会局调查，上海“计被害工厂约2270家，损失总额在8万万元左右，其中闸北区的损失比率为100%，虹口及杨树浦之损失比率约占70%。”[1]日军的占领，对整个中国工业带来严重破坏，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上海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2]据《国际劳工通信》估计，抗战初期全国至少有3497963名失业工人。[3]此外，当时全国大约有1500万难民流入内地，各战场上下来到后方疗养的伤兵到1940年5月时已达100万上下，仅靠救济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在大后方的西南、西北等内地则由于交通不便及经济封锁，导致军需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用品奇缺，经济极其困难.而如果没有工业生产支撑，中国抗日战争将难以继续推进。面对这种情况，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还在上海，关心中国抗战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与时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时常谈论关注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能不能动员人力物力在大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小型手工业或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在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同时，也解决千百万流离失所濒于饥饿伤病的难民的劳动就业，从而安定后方秩序。只有用这种方式筑起一道经济防线，配合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中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1937年11月，在一次包括上海文化界、新闻界、工商界、海关、银行界、妇女界等各方面各界人士参加的旨在“研究推动上海地区的救国工作”的“星期一聚餐会”上，由艾黎向参会人士介绍了他和斯诺夫妇共同的设想，就是通过建立工业合作社（厂），以合作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援长期抗战，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4]于是由艾黎、斯诺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器、徐新六、卢广绵、萨空了、王芸五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工合设计委员会1937年11月在上海成立。推举银行家徐新六为主席，艾黎为召集人，卢广绵、吴去非、林福裕为设计专家。路易·艾黎随之起草了中国工合发展计划，准备在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1938年4月，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也在上海成立。艾黎想出了“工合”意即“一起工作”的简单的名字，同年5月在汉口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宋庆龄不但“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认为这是“在抗战中实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开端”。[5]中国共产党对路易·艾黎发起的“工合”运动给予热情支持和指导，周恩来多次和路易艾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商讨“工合”运动的性质、作用以及如何争取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工合”全国领导组织等问题。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阿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经斯诺介绍获悉“工合”发展计划书内容后，专门向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和蒋介石、宋美龄“兜售”了这一想法。这个计划符合蒋夫人的心意。他们表示愿意试一试。随之，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各方人士推动下，国民政府行政院拨款五百万元作为推广“工合”的经费。并由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履行职责组织推动“工合”运动。[6]1939年6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何明华主教担任主席，宋庆龄为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及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主席，路易·艾黎始终为国际委员会的实地工作秘书，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对获取国际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由国际友人倡议，经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将流亡到大后方的工人、难民、农民、妇女、爱国知识青年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都组织起来，以合作社的方式，从事日用品和军用物品的生产，以供应军需和民用的抗日经济救亡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迅速发展起来。

“工合”之城：“工合”运动酝酿于上海，形成于武汉，但最先在地处西北的陕西宝鸡大地开花结果。宝鸡因此被埃德加·斯诺称为“工合城”。

“工合”运动经过国际友人和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筹划酝酿，到1938年8月5日，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张治中等国共两党及民主人士为理事会成员，艾黎任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代理总干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总会）在武汉横滨正金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由艾黎起草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章程体现了民主与现代化精神，具有西方合作运动思想的痕迹。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建立后，艾黎派遣卢广绵与“工合”指导员、上海技工孙夏威8月23日晚到达宝鸡。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从火车站到城内，街道上没有路灯，道路泥泞，他们便摸黑蹚过近尺深的泥泞，来到一个小客栈里住下。[7]1906年出生于辽宁海城普通农民家庭的卢广绵，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27年大学毕业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1929年留学英国，“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停止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举办合作讲习班，组织合作社，开展合作事业，是我国农村合作社事业早期的创办者之一。卢广绵到宝鸡的第二天，便来到客栈附近了解情况，当他看到十几个打铁的工人，各自独立地工作，他们的产品差不多都一样，但在推销上还要彼此竞争，压低价格，发展艰难，便向工人们宣传建立合作社的重要性。在他的引导力促下，由7个铁匠捐出自己的工具和铁块一共集资140元，“工合”帮助提供贷款1200元作为资本的“天星大华手工铁器社”终于在今天宝鸡市金台区中山东路街道上的大华巷成立了。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在她的《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一开头就写到：“1938年8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小事件：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第一个组织，在一个远在遥远内地的村庄——宝鸡建立起来了。---他们的行动就为这一可能会使中国农村生活革命化，从而使中国的基本经济生活也革命化的运动奠定了基石。”乔治·何克称这是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宝鸡的奇迹”。这标志着酝酿于上海，形成于武汉的“工合”运动首先在宝鸡启动。中国“工合”运动由此掀开了充满壮志豪情的第一页。随后，卢广绵担任主任的“工合”第一个大区办事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也在宝鸡建立。并建立了宝鸡、双石铺、凤翔和陇县四个事务所。宝鸡“工合”组织工作就此很快开展了起来，不到两个星期，先后组织起织布、铁器、药棉、印刷、织袜各种不同门类的十几个合作社。接着，在宝鸡附近的虢镇、十里铺及陇海铁路沿线的绛帐、蔡家坡和秦岭深山中凤县的双石铺等地，也建立了合作社。“到了十月初，工业合作社的出品已开始在宝鸡市场上销售，另外又有二十几个合作社正在筹建当中。”与此同时，西安、凤翔、天水、南郑、兰州等西北各地也都生机勃勃地办起了工业合作社。[8]短短3个月内，建立了80多个加工厂。宝鸡不但是中国“工合”运动的发祥地，而且是全国“工合”运动开展的模范城市。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著作中将宝鸡称为“工合城”。

“工合”之父：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说“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他发起了“工合”运动，成为实际上唯一的长期领导人，支援中国抗战，是名副其实的“工合之父”。

1897年12月2日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一户教师家庭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1916年高中尚未毕业便报名应征入伍作为新西兰远征军成员，被派往法国前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作战勇敢，曾两次负伤，第二次伤势很重，差点死去。战争结束后荣获威尔士亲王勋章。退伍后回到新西兰经营农场。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便决定前往中国，希望探寻一条新的生活道路。1927年4月21日，经过澳大利亚悉尼过香港，来到上海，一直在上海工部局工作，曾担任工业科工厂督察长一职，其间，他在中国广泛游历，了解中国国情，上海的贫富悬殊差距之大，工人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的恶劣，让艾黎感到惊讶，特别是“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比我们役使的马儿都不如”，这让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离开中国回新西兰的想法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希望为改变他看到的这些不人道、不平等的现象做些什么，他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期间艾黎和很多著名的中国和西方人士，如宋庆龄、鲁迅、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贝利等成为好朋友。1932年末他开始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参与保护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同时为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夫妇在中国主编英文杂志《中国之声》撰稿，向西方宣传中国抗战。在他积极倡导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建立起来。1938年8月4日，艾黎陪同宋美龄视察武汉申新纱厂时，劝说宋美龄告诉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将原来打算迁往重庆的纱厂改变方向，沿陇海铁路内迁至宝鸡。当时的宝鸡是一个有六七千人的农业小县，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只有百数十家手工业作坊，经济十分落后。随着黄河花园口决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3万多难民沿陇海铁路涌入这里。为了让这些难民能有活干，解决生计问题，1938年艾黎派卢广绵到宝鸡建立了“工合”第一个合作社—“天星大华手工铁器社”。接着卢广绵担任中国“工合”西北办事处主任，领导西北地区的“工合”运动。艾黎坚持把国外的捐款用来兴办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技工培训，希望通过兴办学校解决缺乏人才这一制约“工合”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宝鸡、双石铺、兰州，他兴建起了一些训练班，名为培黎学校。”学校以培黎命名，既是纪念他的老朋友、美国实业家约瑟夫·贝利（Rev.Joseph Bailie）一个献身中国教育，提倡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老人，又是取意“为黎明而培训”，表达了路易•艾黎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美好愿望。1940年“工合”组织在江西赣县创办了第一所培黎学校。同年又在宝鸡凤县双石铺创办又一所培黎学校。学校的“生源主要是‘工合’孤儿院中的孩子，有时还有生活无着的难民。”其培养目标就是教育他们“成为新型的中国人，不以体力劳动为耻，而且懂得几种西方技术。”“他们会学习如何使用、维修、组装机械，而且必须学满几个工种的课程：瓦匠、木匠、电工、机械工。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技之长和自学能力。”“他们还学习语文要达到能每天读报的水平。有些人还学会了英语，能继续钻研技术。所有的人都要学点历史、地理、经济以及其他通识课程。最重要的或许在于积极思考的习惯：求知欲、乐观向上、可靠自信。有了这些品德，或许就能与旧时代传下来的不良传统做斗争了。”[9]

西北“工合”在宝鸡先后举办过社员训练班、妇女纺织训练班，到双石铺后又办起了“工合”夜校、“工合”小学及附属幼儿园。“工合”小学是工合双石铺事务所为培养和教育“工合”社员子女学习文化，掌握知识技能而设立的一所小学。校内设幼稚班，除招收社员子女入学外，还招收一些当地儿童，使“工合”教育与战时生产相联系。1939年3月，路易·艾黎来到凤县，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在柏家坪的山根下挖了四孔窑洞，外面又搭建了与他新西兰故乡建筑风貌相近的大坡顶房屋，成立了“工合”双石铺事务所，这四孔窑洞既是办公场所，也是他的住所。“工合”组织在双石铺开办了机械、纺织、造纸、制革、砖瓦等合作社。1939年9月，埃德加·斯诺到双石铺参观了机器社。1943年至1944年周恩来、邓颖超从重庆往返延安、西安途中，两次路过凤县双石铺，住在“工合”招待所，又和艾黎促膝交谈“工合”工作，并给予具体指导。

“工合”之星：“工合”运动中有许多耀眼的星星，其中最为闪光的一颗“星”，就是西北“工合”负责外事宣传工作的秘书英国友人乔治·何克。他不计报酬，不辞艰苦，为“工合”事业服务，扩大“工合”的影响。1942年3月，他担任双石铺培黎学校的第九任校长，为“工合”事业发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推进“工合”运动过程中许多人不辞辛劳，不计报酬，默默无闻为“工合”事业发展尽心尽力，这些人就像无数星星一样，闪耀着光芒，照亮了“工合”发展的天空，在无数星星中英国友人乔治•何克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

1915年生于英国哈本登的乔治•何克（George Aytwim Hogg），从牛津大学毕业后，1937年跟随姑母环球旅行。在游历了美国和日本后，1938年初来到上海。第二年开始担任美国合众社自由撰稿记者。当时中国人民正进行了艰难的抗日战争。日军的疯狂侵略，让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他取消了回国的打算，“我不能丢下这些人，我要生活在人民之间，看看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他来到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安排下，1938年7月初，他以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到延安。在他写的《我看到一个新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报道，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1938年8月何克在汉口经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介绍认识了路易•艾黎，并对他发起的中国“工合”运动产生浓厚兴趣。艾黎告诉何克，“工合”组织只发生活费而没有薪俸，并且工作量很大。他没有犹豫，加入了艾黎领导的“工合”运动中。1939年10月何克和燕京大学赖朴吾（Ralph Lapwood）教授一起来到宝鸡“工合”西北办事处报到，根据赖朴吾教授的建议，卢广绵主任安排他担任“工合”西北办事处的外事宣传秘书，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他也是西北“工合”的第一位外文秘书。[10]担任外事宣传秘书的何克以满腔热情投入“工合”事业，他先后考察了陕西的眉县、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工业合作社工作，对合作社的生产管理经营计划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对宝鸡地区合作社进行考察后，将宝鸡合作社优化调整为62个合作社，其中包括27个纺织社、6个机械社，2个印刷社等。针对宝鸡地区一些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因生产方式落后开始赔钱，提出要转变营销策略生产军毯，以避免和外地来的高级毛毯之间的竞争。他采访工合社员们的生产情况，将收集到的资料整合编辑成报道，帮助西北“工合”赢得国际上的关注与援助。他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晋东南的合作社，多次到河南的洛阳等地考察合作社，还在1939年12月去重庆工合总部参加“工合”的会议，1940年3月，在宝鸡接待曾照顾过他的新西兰护士何明清（Kathleen Hall），1942年9月在宝鸡参与“工合”西北办事处接待英国考察团的活动等。之后去重庆参加“工合”第二届工作会议。

在1941年7月15日《工合战士》上发表由白河撰写的“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写道：“他（何克）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文件工作，日夜不停的苦干，如果你走过他的住处，就能听得踏踏踏…打字机跳动的声音。如果有什么请他译述的文件，你只要和他详细的说一遍，他就能很好的译述出来，对工作从来不倦怠，冷热寒暑，都一样的努力。”为了能够全面及时汇集各地工合生产方面的材料，他经常到各工合据点视察。他很能吃苦，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能吃中国茶，能吃中国菜、中国饭，到了合作社，调查十分详细，归来后，再比较、研究，将结果送交国际报纸发表，所以他为“工合”所做的宣传，在国际产生非常积极的效用。他做事有一种永远乐观的精神，在一般“工合”社员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他痛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他不计报酬，不辞艰苦，愿为中国这个新兴事业——工合运动服务。”[11]这就是何克，一个积极乐观，不知疲倦，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工作的“工合”之星。

在为“工合”运动调研奔走，发出呼声的同时，何克参与的一项“工合”的重要工作是1941年春接受路易•艾黎邀请担任位于陕西凤县的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到任后，他帮助制定了培黎学校计划，强调办学的目的要使那些家庭出身贫苦的年轻人学到生产的本领，同时也要使他们学会把学校和工合当作自己的家，学会集体的生活。双石铺培黎学校在创办初期，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设施非常简陋，只有三间校舍，一台织布机和一台绕线机，十几名学生。面对艰苦的情况，他乐观向上，不怕吃苦，带领师生苦干实干，盖了平房，新挖了窑洞，还为学校修起了围墙，院内种上花草，修建了篮球场。到1942年底，学校建成新的校舍和作业室，学生发展到80多人，开设了纺织、机械、化工、会计、英语5门专业课程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基础课，添置了一台机床、一架小型汽油发动机，开办了机械车间。在围绕生产进行的培训过程中，他提倡“手脑并用、创造分析、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学生半天学习半天进行生产实习，让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得到的原料。他是校长，还担任英语课教师，生活辅导员，关心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校学生管理方面，他将全校师生组成一个中队，三个小队，每队的正队长由教师担任，副队长由学生担任。同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设立伙食、墙报、劳务、图书读报、体育、娱乐戏剧等6个学生工作部，每周召开一次全体学生大会，共同讨论决定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通过会议和讨论培养锻炼学生的民主意识。他还引导学生们办起了消费合作社，自己采购食物并销售，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合作社的管理技能。学校安置了不少沦陷区迁来的难民子弟和贫苦人家子女，其中不少是孤儿，其中何克自己收养的中共地下党员遗散在宝鸡的孩子就有四个。通过学习培训这些学生既懂文化又掌握纺织、机械、化工、会计等专业知识，为恢复和发展战时经济、为新中国工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8月24日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这样评价何克：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学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那样充满活力而又现代的学校。他很擅长运用常识，把他从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拿来解决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聪明而又坚强的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团体。1944年，由于局势所迫，艾黎和何克决定将学校迁址甘肃山丹。经历了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山丹，何克随即投入到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建设工作。他不畏艰辛和困难，忘我地工作，遗憾的是，在1945年7月22日何克因破伤风在甘肃山丹去世。弥留之际，他依然记挂着培黎学校，留下这句话：“将我的一切献给培黎。”这位出生在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英国青年，永远地长眠于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山丹。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访英参加英国女王晚宴祝词时称赞何克“积极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还担任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为带领学生向安全地区转移付出了年轻的生命。”[12]这是对何克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工合运动，投身教育事业，培养技术人才，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出年轻生命，给予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工合”之果：在宝鸡首先开花的“工合”运动，结出了丰硕成果，为支援长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8年8月第一个“工合”合作社---“天星大华手工铁器社”在宝鸡建立，短短几年时间，在宝鸡拥有264个生产合作社，社员3500人。1938年12月初，西北地区的宝鸡、西安、凤翔、天水、南郑、兰州等地的各种小工厂就达80余个，生产鞋、食品、棉纱、毛毯、毛巾等生活品和军需品的合作社一应俱全。从1939年到1945年，西北工合陆续在陕、甘、晋、豫、鄂、绥等6省成立20个事务所，6个指导站，合作社最多达540多个，社员1万余人，经常动员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数平均达5万人左右。从事军需民用工业品的生产。“西北工合”还和申新纱厂在支援抗战问题上密切配合。“工合”提出“赶制万件棉衣，换取日寇万颗头颅！”“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将士”的口号，号召成员“努力干、一起干”，加紧生产。而所需的棉布及原料大都由申新供应。仅1939年“西北工合”就为前方将士生产军毯5万条、军大衣3.6万件，为八路军承制棉衣10多万件。1939年至1945年，“工合”共为抗日将士生产军毯500万条。

西北“工合”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斗争同样作出的重要贡献。1939年西北工合在延安和晋东南的事务所先后成立。当年九、十月间，延安工合社属下的工厂已发展到15个，月产军装13500件（其中棉装4500件）及各种军用品。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合作社已拥有铁矿、煤矿、铁工厂、小机器制造工场、制药厂、运输站和两个小油井等。到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13]当艾黎得知在晋西北的贺龙领导的八路军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就积极想办法安排款项，并把晋东南的一个炼铁合作社迁到了晋西北。工合社充分利用当地原料建立生产出大量军需民用物品，使八路军及其游击队的手榴弹、步枪、机枪和炸药等武器的供应基本做到自给自足。国际上汇往根据地的捐款也主要由西北“工合”收转送到抗日根据地。在1939年到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三次亲切会见艾黎，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坚持战斗下去。对于工合运动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援八路军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战争地区和敌后游击区中，更需要工业合作社。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会非常欢迎它的”，高度评价工合“创造游击战经济自给的基地，以支持长期战争”。强调“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工业合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在宝鸡首先开花的“工合”运动，结出了丰硕成果，为支援长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路易.艾黎深情地说，宝鸡对我来说，是一个曾经充满斗争的地方。

“工合”之光：“工合”运动的精神财富放射出耀眼时代光芒，将照亮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激励我们撸袖实干，砥砺前行，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工合”运动从性质上来讲，是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争取和利用国际援助，将流亡到大后方的工人、难民、农民、妇女、爱国知识青年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运用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开展生产和自救，从事各种急需的工业品的生产，供给军需和民用，从而筑成一道经济防线，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游击战争，支援了长期抗战。同时由于推进过程中提出建立“平等的经济，民主的政治”，注重强化民主科学管理及发挥工人学生及技术人员的主人公作用，加强工人学生教育文化知识及技能培训学习，因而也是一场推进政治民主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运动，其中表现出来的“团结起来一起干，拼命干”的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追求民主，人人平等的精神；自力更生、互助合作的精神，大家靠着集体的力量来谋求共同的福利，是这场运动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虽历经岁月变迁和时光磨砺，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中，要求发扬艾黎和何克的职业教育思想，传承“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14]在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时代，我们需要传承弘扬“工合”精神，团结奋斗，砥砺前行，撸袖实干，艰苦奋斗，就一定能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78页。

[2]路易·艾黎研究会：《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3]韦风：《抗战的失业问题》载《群众》第17期，1938年4月10日出版。

[4][6][7][8]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一），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官网2019年6月12日。http://www.chinagungho.org/257/201906/728.htm.

[5]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9-103页.

[9]路易·艾黎研究中心:《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工合运动，https://rarc.lzcu.edu.cn/info/1020/2138.htm。

[10]刘国忠：“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纪念乔治•何克诞辰105周年，中国甘肃网，2020-01-26.

[11]吴耀明：英国人乔治·何克：把一切献给培黎学校，学习时报2022年8月19日。

[12]央广网：《习近平晚宴致辞：中英双方应把握机遇携手前行》，2015年10月21日。

[13]《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版第285页。

[14]新华网：《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2017年04月21日。

作者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宝鸡高新区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在《宝鸡社会科学》杂志2024年第2期。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