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部设立了两处战俘收容所，其中第一战俘收容所1938年成立，位于西安终南山南麓，1939年6月迁往当时的宝鸡县太寅里(现名太寅村)。第一战俘收容所自1938年成立到1945年8月，先后接收了来自华中、华北等战场押送来的战俘约500名。

当年收容所已被拆仅留一处纪念碑刻

太寅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渭河。陕西抗战遗迹寻访团坐车到村里，然后步行进山，不久之后就看到了太寅寺，这就是当时战俘收容所的所在地。

战俘收容所已全部被拆，当年的历史目前仅存留于一处石碑中。这块2000年立的石碑最上面刻着“军政部第一战俘收容所”，中间是由收容所第一任所长汪大捷书写的“大同学园遗址”，碑后是当地政府写的碑记。石碑附近现在是农田，种满了杏树和猕猴桃树。

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馆长郝明科表示，从1937年起，随着对日作战的持续进行，不断有日军被战俘，按照国民政府的《俘虏处理规则》，各战区设有临时的战俘所，等达到一定人数后，为保障安全，要将战俘转到后方的正式战俘所。1938年，国民政府在西安终南山下的灵感寺设立了“军政部第一战俘收容所”，主要收容被俘的日本士兵。

起初日俘不好管理，经常和工作人员起冲突，还有人逃跑。“后来西安行营派了上校参议、曾经留学日本的汪大捷做所长，他采用教育的手段来管理，并且根据中国传统儒家追求的‘天下大同’思想把收容所改名为‘大同学园’。”郝明科说，不久之后，日军逼近潼关，西安也不安全，大同学园便迁到了宝鸡太寅村。后来汪大捷被诬告免职，收容所又改回原名，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收容所奉命撤销，到第二年的8月，战俘全部撤离。

据官方统计，第一战俘收容所设立期间，先后接收了来自华中、华北等战场押送来的战俘男女约500人，日本人占绝大多数。

战俘制作的肥皂盒至今仍有村民使用

“第一战俘收容所南迁小寺庙，当时战俘约100多名，他们先被押送到宝鸡渭河南北二路，然后步行过来。”今年92岁的太寅村村民张尚仁仍然记得收容所来到太寅村时的情景，当时他正读小学四年级，“其中有些病、伤俘和几名女俘，看衣着和行动已经很狼狈，看押部队为一个连的兵力，战俘全关押在所内，所长、官员均在内办公和住宿，看押部队官兵住在所外农民家中。”

张尚仁回忆说，由于当时设备条件极差，特别缺少经费，汪大捷任所长时着手做了几件事情，“首先是修公路，太寅里距离当时的宝鸡县20公里，虽然地处平地，但都是小路，而且南山流出几条小河，交通不便。汪大捷派士兵领着战俘西沿渭河南岸，东穿巨家村、孔家庄、三合村，修了简易公路直通宝鸡县，解决了交通问题。”

“为了活跃战俘的生活，又在收容所门前偏南的地方修建了一个近一亩大的石砌游泳池，供战俘游泳。因战俘人数时有增加，又在收容所后山上挖了五六孔窑洞供战俘居住，但因土质不太好，窑洞先后全部坍塌。”张尚仁说，有少数战俘能制作比较简单的工艺品，汪大捷就组织他们制作工艺品。

在太寅村会计强泉林家中，华商报记者和陕西抗战遗迹寻访团成员见到一个红漆木制肥皂盒，已有70多年历史，盒体完整，有一道裂缝，这就是当年日本战俘所制作。今年62岁的强泉林说，“这个肥皂盒年纪比我还大，一直使用至今。”

当时如何教化战俘?

组织战俘演节目进行反战宣传

由于目前“军政部第一战俘收容所”仅留存一处纪念碑刻，其当年的历史和真实经过，仅存留于亲历村民口述历史中，在1985年，张尚仁曾撰文记载了当年日军战俘在此生活、教化的一些历史。

张尚仁说，汪大捷是文人出身，在任职的两年时间内，总想用教育的手段将战俘改造过来。汪大捷选择有演唱技能的战俘，每逢节日，带领他们在收容所门前的戏楼上，表演具有反战思想的话剧、歌曲、魔术等短小精彩的节目，还两次带领学员们在宝鸡县二马路大华剧院作售票宣传演出。

1939年，宝鸡县各界抗日后援会在南园舞台举行“反日宣传大会”，特请收容所的官兵组织了一些战俘登台宣讲，他们讲述了自己深受日本军阀的欺骗，在侵华战争中干下惨无人道的勾当，个个声泪俱下，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此外，汪大捷还带领学员到西北农学院(武功)和西安等地作反日募捐演出，并受到当时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的接待和支持。

战俘是否服从管教?

少数战俘曾逃跑 有的被抓回后枪决

张尚仁在回忆文章中曾记载，战俘中陆军居多，也有少数空军，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女战俘关押在所外的几孔窑洞内，行动较自由，一个日本女战俘叫天中照子，皮肤黑，眼微斜，年纪在30岁左右，先后给汪大捷等抱娃、洗衣服等。她在收容所时间较长，无钱时还在几处小商店赊欠过香烟和小日用品。

“管理收容所的官兵一共有三十多名，负责看押战俘的军队在外面，有一个营和一个宪兵排的兵力。”张尚仁说，多数服从关押、遵守所规的男俘集中管押在所内，少数串通闹事、企图逃跑的男俘分别关押在所外的沟道里、北崖上，桑园里、崖底下等几处民房和窑洞内，设岗哨台看管。

张尚仁回忆文章中介绍，战俘中有少数逃跑的，他们大都会说些中国话，逃跑时看太阳、月亮、北斗星，沿秦岭向东跑，也有昼伏夜逃的。有一名日军战俘是大学生，还会说一些方言，曾煽动闹事逃跑，抓回后被枪决。

战俘都干些什么?

战俘制作手工艺品 由收容所对外销售

根据张尚仁老人的回忆，收容所内还设有小卖部，销售香烟、酱菜等日用品及战俘制作的工艺品，供所内的官兵、战俘和参观人员购买。

“做桌椅板凳工艺品的木料，都是收容所杂务兵和看押战俘的士兵从收容所西边的峪沟中砍伐而来的优质桃、梨、板栗、椴木料。”张尚仁回忆文章中记载，当时战俘从事手工艺品生产，随着战俘人数增加，手工艺品品种也相应增加，质量也逐步提高。有各类棉毛衣裤、背心、手套、袜子、围巾等，还有躺椅、筷子、筷子盒、大小木匣子、小凳子、木屐、小孩座车、印章、印章盒子、肥皂盒子、麻将牌、大木桌子、凳子等等。收容所内的办公桌凳、俱乐部的排椅，都是战俘所做。盒子、匣子上还刻有山水、花卉、鸟类，特别是儿童的玩具、飞机、军舰等都制作精致，色泽鲜艳。有的战俘还学习画中国画、写中国字条幅。由于没有工作室，除了大木活外，其他小工艺品都是坐在床上制作。至今，太寅村有些居民家中还存有这些工艺品。

张尚仁说，收容所为了推销这些工艺品，还在宝鸡县西街集贤照相馆租了一间门面进行拍卖，收入由战俘得大部分，用作零用钱。

对当地百姓有何影响?

看押部队未骚扰群众但给他们增加了负担

“战俘和当地群众联系不多，顶多是去商铺买些东西。他们也不会骚扰当地的群众，没有什么冲突。”张尚仁说。收容所的官兵、战俘有作息时间，每天下午有各种球类活动，多数战俘在活动时赤裸着上身，部分人棒球打得很好。踢足球得分时，常有少数战俘大声吼叫着跨步骑在操场围墙上，看押士兵也并不干涉。少数战俘常由杂务兵带领着到收容所外担水、劈柴、种菜、做杂活。

张尚仁在回忆文章中介绍，收容所和看押部队在太寅驻扎期间，虽然没有发生冲突，但也曾给群众增加了负担，如住房紧张、派差要挟伤害了群众利益，还有人相互勾结曾派兵拦路盘查、外出抢劫。

据了解，1943年，世界红十字会检查团来检查工作时说，“其他国家的战俘营的围墙、窗户上，都设有铁丝网，中国的战俘营还没有。”其中一位跷着大拇指说，“中国对战俘好。”世界红十字会还给收容所拨了一笔专款，专门办理战俘的福利事业，修了一座工字型的俱乐部，中间三间房，四角四套间，油漆木地板，木头围墙，粉刷墙面，造型美观，内有木排椅，大型留声机一部，大型唱片60多张，风琴一台，手摇缝纫机一台，还有几十只安哥拉白兔，让战俘饲养。这些设备和大部分桌凳，在收容所撤销时全部移交给了云栈乡中心小学。

当时战俘的生活如何?

按照上等兵待遇 每人发放被子和棉线毯

“收容所官兵、战俘的给养全部由军政部供给。”张尚仁回忆说，“据说按照中国上等兵的生活标准。每人发一床被子、棉线毯。夏天每人发一套制服和衬衣，冬天每人发一套棉衣和一双布袜子。战俘吃的饭菜多是蒸馍和菜汤，有人来检查的时候可以吃到米饭、面条和大肉。”

对于收容所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战俘的改造工作。遗址门口的《大同学园碑记》记载，收容所开设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际形势、中日关系史、中文、音乐等，通过上这些课让战俘明白国际形势，了解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友好交往，认识到战争的罪恶，自觉地抵制战争。

这样的改造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张尚仁回忆说：战俘的思想有了转变，开始反战，有些人还在《黄河》上发表文章，并且成立了“大同学园反战同盟会”。渭滨区博物馆的郝明科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说：“这些日俘还自编自演话剧，到宝鸡、三原等地宣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现身说法，表明自己反战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