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占东北，大批学生流亡关内，1936年春，爱国教育家车向忱在西安创办东北竞存学校，被誉为“国统区的‘小抗大’”，为抗日输送了不少进步力量。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西安，车校长将学校迁到了凤翔。

最初校址在西安湘子庙街

1936年10月，车向忱以两元钱租赁了西安湘子庙街的两间房子，办起了东北竞存学校，生源主要是东北流亡学生，也有一些当地生源。该校名字源于学校以“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为宗旨。1938年10月，日本飞机轰炸西安，陕西告急，为了学生的安全，车校长将学校迁到了凤翔关外纸坊街内，继续招生办学。

“1946年东北竞存学校停办后，这里变成纸坊街小学。”现任竞存小学校长王秀丽介绍，1986年4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同意，原纸坊街小学复名为竞存小学。现在，有360名小学生在这里就读。一进校门，就看到了校训碑，上方刻有车向忱设计的校徽，白山黑水的图案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的怀念，更表达了他们打回东北的决心。下面刻着竞存学校的校训：“创造、团结、耐苦、奋斗”。校内还有一株车先生手植的龙爪槐，王秀丽介绍：“这是1938年11月学校最终定址于此时，车向忱种植的，现在快80年了!”

周恩来曾为学校捐款

1938年的纸坊街是个小镇，只有几十户人家，大多以造纸为生。“东北竞存学校几百人到来后，吃住极为困难。没有宿舍，小学部、中学部分别在两个庙里，地上铺些麦秸，晚上就是栖身之地。”凤翔县党史办副主任王灏介绍，没有教室，小学上课的时候在庙旁河边大树下，树上挂黑板，树下坐学生。每人每天就吃一顿小米干饭。后来学校的师生学习抗大，发展生产，开垦荒地来种粮种菜，还办了造纸厂、纺织作坊来增加收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当时学校虽然物质条件差，可是教学水平相当过硬，老师都是著名大学毕业，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毕业的进步青年，还有留洋的留学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正林教授说，“这在当时，可以说师资水平是相当的高了。”

而竞存学校还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在“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接见过车向忱，从1937年夏起，八办林伯渠遵照周恩来意见，每月资助竞存学校经费300元，1941年，周恩来又为学校捐款5000元。

《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曾任该校教务主任，很多人对歌曲《松花江上》都耳熟能详，其实这首歌正是张寒晖先生在竞存学校做音乐教师时创作的。此外，竞存学校的校歌也是张寒晖作曲的，现在的竞存小学仍然把它作为校歌，寻访团到达竞存小学时，学生们正在合唱校歌。除了担任音乐老师，张寒晖先生还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当时条件艰苦，为了改善条件，张先生经过反复实验，以麦秸为原料，做出了幅宽、光滑的纸张，人称“寒晖纸”。不久，学校就筹集资金在凤翔火星巷办起了造纸厂，组织学生大量生产纸张。“寒晖纸还有生产吗?”昨日，志愿者宋江鹏问，竞存学校校长王秀丽说，“这里地名虽然仍叫纸坊，但已不再生产纸张。”

抗日时期竞存学校学什么?

音乐课唱抗日救亡歌曲、体育课练扔手榴弹、练刺杀。。北竞存学校同当时大后方的其他公、私立中小学一样，担负着向青少年儿童进行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教育的任务。所不同的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对教学思想、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以政治常识课代替公民课。教学内容视年级高低由浅入深，高中讲《大众哲学》、《通俗政治经济学》等，初中讲抗日时政常识、哲学基础知识。竞存小学建立的第一学期，车校长和老师、学生，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制作了两米见方的东北四省地理模型，用泥塑制作长白山、兴安岭，以及山脉河流，还标明东北义勇军活动区域，以及一些著名的歼灭日寇战役的地点，并用毛笔写上“记住，打回老家去!”让学生围绕地理模型，寻找自己的老家。

国文课选用古今中外著作进行爱国主义与进步思想教育。教师自选教材，刻印讲义讲授。地理课不但讲自然地理，还讲政治、经济地理，并联系日寇的侵略去讲。例如，首先在黑板上画个省区图，既讲这个地区的自然地形、行政区划、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又让学生填图，了解哪里是沦陷区，日寇在哪里实行“三光”政策。此外，音乐、美术、体育课也以抗战实际需要为出发点进行教学。音乐课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美术课教学抗日宣传漫画，体育课则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练习负重长跑，扔手榴弹，练刺杀等。

竞存学校学生毕业后去哪儿?

毕业生分别奔赴延安、抗日前线和革命队伍。“当时一部分学生奔赴延安，一部分学生直接赴抗日前线，一部分毕业生参加了赵寿山的革命队伍。”凤翔县教育局刘英介绍，“就是这样的一所战时创办的学校，建国后学生分布在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有教授及教育工作者三十多人，作家八人，高科技人才十三人，还有很多省军级、地市级、团级干部。”

“车先生设立竞存的本意，是在竞争中求生存。而竞存，还源自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也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这所学校对自己的期望。”黄正林教授说，这所在抗战时期创办的、由东北流浪的青少年组成的学校无论是在搬迁和发展壮大过程中，还是在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中，都一直在践行这一宗旨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