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红大”第一期第一科40学员 38人平均年龄27岁

红大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城后，8月初第一期第一科在保安石窑洞内上了第一节课。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一期学员没有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936年12月底毕业，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毛泽东为他们送行，用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典故来喻示：“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就下山。现在，下山拯救民族危亡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红大一期学员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据抗大纪念馆讲解员介绍，第一科40人中，除两名外籍学员外，其余干部均为师团以上干部，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身上有三处伤痕。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罗保连……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第一期第一科的学员，成为“抗大”后来的兼职教员或分校校长，也就是从这个班，走出了22个开国将帅。第二科225人主要为营连干部，第三科800人主要为班排干部。

石洞为教室 石块石条当桌椅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创办红军大学的时候，从教育方针、学习时间、学习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方案。学习时间为六个月，部分九个月到一年。教育方针和内容为，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各占一半，军事上侧重于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和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偏重战术问题)。教育方法为，高级及上级班，以指导下的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相结合。

红大和抗大的办学条件都十分艰苦，学员们在保安以石洞为教室，石壁当黑板，石块石条当桌椅，开始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学学习生活。而且，抗大教员很少，多由中央领导同志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博古、徐特立等人在抗大讲授过课。

抗大现逼婚枪杀案毛泽东公审黄克功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案件骇人听闻，在当时的延安是绝无仅有的。案发后，身处延安的各界人士同样也是议论纷纷，探询事件细节，揣测如何处理。愤怒者认为黄克功无视法纪，应予偿命;同情者认为黄克功屡建战功、身居高位，应“因功减罪”;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打仗经验丰富，国难时期，应珍惜人才，让其戴罪立功。黄克功本人也深知罪重，上书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请求上抗日战场将功赎罪。党中央对此案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就决定严肃法纪，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将其交付法院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

南京炮兵学院等都与抗大有渊源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10月16日，抗大总校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在时任校长何长工的率领下长途跋涉挺进东北，于1946年2月底抵达吉林省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军政大学迁入北京，发展成国防大学。

抗大一分校在1941年与滨海师范合并为滨海建国学院，后改名临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抗大二分校改办为华北军政大学，即今天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三分校的俄文队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黑龙江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抗大四分校改名为华东军政大学，其中以华东军政大学炮兵大队为基础，在山东沂水扩建为华东特种兵纵队特科学校，即后来南京炮兵学院。其余部分在1952年2月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即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第七分校后来改组为西北军政大学，即后来的西安陆军学院、现在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学院。

来抗大的第一课就是从延安走到西安

“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都希望到抗大来深造，而抗大精神的魅力，就在于‘三石’。”延安干部学院刘熠教授说：“当时东部大城市沦陷，不少上海的富家子弟来到大后方延安学习，抗大就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一腔热血洒延安;当时进入延安的青年中，不少人很浮躁，还有名利心，一些富家公子哥和小姐们，还穿着长袍马褂，戴着金银首饰，和延安街头朴素的民众格格不入，抗大就像磨刀石，第一堂课就是从延安走到西安，800里地走14天，磨炼意志，磨去浮躁。最后，抗大就像试金石，发现了闪闪发亮的金子，为国家利益发光发热。”

“根据学员层次不同，而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对于不识字的学员，进入抗大后就先学习识字，进行‘脱盲教育’，而对于知识青年，则可以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军事知识。”刘熠说，分门别类开展教育，也是当时抗大教学的特点，针对不同人才因材施教，让抗大培养人才的效率更高，也保障了当时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快速扩张。

抗大学生在当时情况下是否存在就业问题?刘熠说：“当时和现在不一样，基本是就地培养，就地分配。现在学生就业紧张，留校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而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不少优秀学员知道自己留校后偷偷擦眼泪，都希望上战场。这时只好做安抚工作，一个教员培训100个排长上战场，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你一个人征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