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七月，陕西省军区党委为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要支援延安老区农村发展生产的指示，根据兰州军区和陕西省委的安排，组织部队官兵奔赴陕北富县支农。支农工作队辖四个工作分队，由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独立师机关干部组成，分别包扶张村驿、茶坊、羊泉、牛武四个公社。队部驻富县武装部，由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吴恒声担任领导，成员有党委办公室秘书郭邦贵（后任安康军分区政委）、齐永禄（后任铜川军分区政委），还有医生、管理员、炊事员、驾驶员、公务员、打字员各一名。

真士兵，“假秘书”

我就是队部的那个打字员。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机关起草文件都是用手写，行文靠打字员用铅字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然后用油印机印成文件。那会儿，打字员辨认手写稿是一项基本功。吴恒声副政委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喜欢自己动手起草文件和讲话稿，但他写的字特别难辨认，每个字都像一个小蝌蚪，还是缺胳膊少腿的小蝌蚪。党委办公室两个秘书经常因为不认识副政委的字迹而发愁。凡是有不认识的字，就让我去帮助辨认。这事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首长的字写得再潦草我都能辨认出来。这事传到首长那里，首长就认为我的文化程度高。其实，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考上初中，只上了半年学就停课了，充其量就是个高小文化程度。但是，我字写得好，辨认汉字的能力强。因此，吴恒声副政委就认定我了，每次下乡调研考察，都要带上我。我除了完成打字任务以外，多次跟随首长下乡，主要是负责首长讲话和访谈记录，返回队部后，把记录整理好，送首长审阅，然后打印成文件，报省军区党委，下发驻各个公社的工作组。因为每次下乡，首长介绍随行人员时，说我是打字员小张，也是他的随行秘书。从此，我就成了真士兵，“假秘书”。

一九七三年九月份，我随吴副政委去牛武公社调研。工作结束后，首长让我留在当地生产队劳动三天，说是让我锻炼锻炼，然后自行返回队部。当时我想，我是农村来的，难道还缺乏劳动锻炼吗？但是又一想，来农村支农，总不能老待在县城队部，在农村一天都没住，什么农活都没干，这叫什么支农。所以，我就高高兴兴地住了下来。没想到，劳动锻炼了三天，还遇到了三件很有意思的事，战友们戏称我是“假秘书”交了“桃花运”。

一遇美丽聪明的西安女知青

首长走后当晚，我被安排在公社的客房住宿。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就去附近的村子劳动。农活是给田间送土家肥，运输工具是架子车，有的地方叫人力车。这种车子车厢是长方形的，前头有车辕，车底装两个铁轮子，轮子上有橡皮轮胎，外边一层用橡胶做的叫外胎，里边一层用胶皮做的叫内胎，内胎可以充气，气充满后跑起来省力。

我一看这车子，和我老家的一模一样，我当兵前在家里经常用这种架子车给地里送肥。我想，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该露一手了。随即主动要求拉车，当社员们用铁锨给车子装满土肥后，我就卷起袖子，把军帽塞进裤兜里，驾起辕，飞快地跑起来。在路上跑还比较省力，一旦进到地里，就很费力了，因为土地是虚的，车轮陷进去很难前进。我连续拉了几车肥后，已经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正当我考虑要不要继续拉车的时候，车子突然变得轻起来，回头一看，一个美女在帮我推车。她边推边给我说，拉车子不能像你这么拉，使狠劲、用蛮力不行，这样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而且第二天会腿疼，直不起腰来。我刚下乡那会，也不会拉车，胳膊腿疼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我听了她的话，才慢慢地降下速度，缓缓地和她边聊天边拉车。等我气匀了，汗干了，才认真打量起她来。眼前的女子，身着浅灰色的裤子草绿色的上衣。瓜子脸，充满英气，大大的眼睛，灵动有神，高高的鼻梁，挺拔透秀，黑黑的头发，随风飘逸。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她的身高看起来有一米七三左右，因为我的身高才一米七一，她比我还要高。她是那种天然美，没有经过任何雕琢和化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化妆品，更没有什么美颜工具。不像现在的一些影视明星，离开化妆和美颜，不敢见人。因为她太漂亮了，我几乎不敢直视她，只能低着头和她聊天，问了她的一些情况，才得知她是西安市的下乡知青，同期下乡的有三个同学，两男一女。两个男的，一个当兵走了，一个因为偷老乡家的鸡和其他东西被劳教了。她本人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还要继续在这山沟里锻炼。我问她家是西安哪里的，她说是西大街城隍庙的。问我知道这地方不？我说，去过西大街，不知道有城隍庙。由于她的提醒指导，我当天才没有累趴下，一天的大体力劳动终于坚持下来了。

到了晚上，生产队开大会，会场设在一个大窑洞里，里边有土炕，长条凳子。窑洞里满满的挤了有三十多人，有的人在抽烟，有的人在咳嗽吐痰，满屋的烟雾，满屋的嘈杂声。队长大声喊，让大家静下来，讨论怎么样发展生产，启发大家踊跃发言。没想到，第一个发言的还是白天那个和我一起拉车的下乡女知青。她发言说了些什么，我基本上没有记住，只顾偷看她的相貌了。只记住了一句话，她说：“我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陕北农村安下心，扎下根”。那天一别，再未见面。我当时都忘记问她叫什么名字了。或者是她给我说了，我忘记了。至今，我想不起她的名字，只记得她长相秀美，性格开朗，人很善良。

二遇飒爽英姿的妇女队长

那一天，生产队安排的农活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体社员参加，去村子后边的山坡上修梯田。因为陕北是黄土高原，平地少，坡地多，农民一年到头要用大量的时间修地。牛武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山坡地，要想防止水土流失，增加粮食产量，就要多修梯田，把坡地变成平地。这天吃过早饭，队里挂在大树上的钟声就响了。说是钟，其实就是一块大铁板，要用家伙使劲敲打，才能发出响亮悠远的模拟钟声。社员们随着钟声，扛着镢头、耙子、铁锨，挑着筐子，拉着架子车等各种劳动工具，陆陆续续向着工地出发。因为我是临时参加，没带什么工具，手无寸铁，跟着大家一起走。

到了工地，任务是修埝。我看了一下，心里暗自高兴，我在老家也干过此活，轻车熟路。我从老乡手里借来一把镢头，先把埝边的土挖下来，把埝墙铲平，留有一定的坡度，再用带刺的耙子在埝墙上刻出花纹，主要是为了好看。然后用铁锨把挖下的土趁湿拍到埝边上，因为土干了没有粘性，容易散掉。因为我干得特别起劲，而且效果也非常好，既美观，又实用，引来好多社员围观，有的还虚心地让我介绍经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这时，妇女队长走过来了，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一个当兵的，年纪轻轻的，农活干得这么好，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她一个劲地夸赞我，我不得不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才发现这个妇女队长其实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出头，个头不高，稍微有点胖，身板很结实，圆脸蛋，黑里透红，齐腰两条大辫子。身穿蓝色裤子，小碎花上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蓝绿黄四色方巾，看起来挺精神，典型的陕北农村姑娘，是泼辣干练那种类型。当时，因为大家都忙着干活，没有和她多说话。快吃下午饭了，到收工时间了，社员们收拾工具回家。

在回去的路上，妇女队长在路边等我，让我去她家喝口水。她再三邀请，热情诚恳，我也不好推辞。心里想，干了一天的重活了，口也确实渴了，去喝口水也没有什么。随后就跟着她去了她家。她家住在村东南边一个半地下土窑洞里，从她家窰背上可以看见她家全貌，是一个半地下的院子，三孔窑洞，窑洞墙上长满了野枣刺。从窰背上的小路绕了一圈，才下到院子里。她让我进窑坐在火坑边上，就去厨房给我倒水。我趁机观察了一下窑洞里的摆设，除了炕上很少的被褥外，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家里的确不富裕，客人来了，没有凳子可坐，只能坐在炕沿上。过了一会，队长把水给我端来了，我尝了一口，特别甜，原来她去厨房给我倒水，偷偷地给水里放了好多白糖，我不好意思喝，再三推辞，架不住她的热情，只好半推半就地喝下去。喝完水，我心里特别感动。她家那么穷，几乎是家徒四壁，仍然舍得给我喝白糖水。这就是勤劳、朴实、憨厚、善良的陕北老区乡亲。喝完糖水，我赶紧就走，她还要给我做饭吃，我说公社食堂已经做好饭了，要赶回去，就头也不回地赶快跑了。因为走得急，我都没有细问她家还有什么人，为什么她一个人在家。我劳动锻炼结束回县城十天左右，她还到县武装部来找我。我当时只是一个小战士，想招待她吃顿饭，也没有那个能力。想把她领到队部食堂吃饭，又怕影响不好。她觉察到我很为难，就主动邀请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就在武装部的对面，隔了一条马路。看电影时，她还从口袋里掏出酸枣给我吃，我也就没有客气，把还带着她的体温的酸枣边看电影边吃下去了。当时看的什么电影，早就忘了。看完电影，她就搭顺车回去了，以后再无联系。这个女青年叫什么名字，也早忘了，只知道她是妇女队长。

三遇稚气未脱的女护林员

劳动锻炼了两天，本想着第三天继续干活，结果，支农工作组的领导说，不让我继续去队里干活了，安排我另外一件事，去看看他们村上的果园，参观一下果子长得怎么样。我知道这是工作组的领导有意安排我休息，担心把从队部下来的“秘书”同志累着了。还专门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去。陪我去的这个同志说是干部吧，却和我一样，穿着两个兜的上衣。六五式军装区分干部、战士，就是看两个兜还是四个兜。说他是战士吧，年龄有点大。我就问他，提干了吗？他说已经报了，还没有批。我们俩整理好着装，背着挎包水壶，徒步向着果园进发。果园就在离村子大概有四五里路的山坡上，有一条小土路通向那里。我们俩边走边欣赏山里的自然风光，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满目青山，草绿水清，空气新鲜。时不时还有野鸡野兔从草丛穿过。我们俩一路走，一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果园。说是果园，其实不是想象中的园子，既没有围墙也没有篱笆。果树也不是很稠密，数量不多，品种不少。有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李子树，还有梨树，分散在面积很大的山坡上和山沟里。看守果园的是两位从北京来陕北农村插队锻炼的女知青，坐在一棵很大的柿子树底下乘凉，老远就向我们招手，喊我们过去。陪同我的那位同志认识这两位北京来的女知青，给我介绍这个是小王，那个是小张。她们俩看起来确实太小了，看样子顶多有十八九岁，满脸的稚气，羞涩的眼光，天真无邪。两个人个头都不高，都不超过一米六，一个皮肤很白，一个皮肤稍黑，皮肤白一点的那位还戴着眼镜。像她们这样的年纪，在正常的年代，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龄。但她们毅然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来到陕北农村劳动锻炼。生产队安排她们两人看守果园，我猜也是找一些轻松的活照顾她们。因为此果园根本不需要有人看守。那个年代，陕北农村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可能有人来这么远的大山沟里偷摘果实。真的有人来偷摘果实，她们那么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怎样保护果园？只是应个名而已。

和女知青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她们两位目不转睛的上下打量我，看得我不好意思。我以为我的衣服上或者帽子上粘了什么东西，赶紧把帽子脱下来查看，什么也没有啊！我就抬眼和她俩对视，她们很快就把眼光挪开。后来我想，可能是我和同来的那位干部比较，我长得比较帅气，才吸引了两位女知青的目光。女青年回过神来，笑着说，我们这里的果子你们俩随便看，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只要不怕吃坏肚子。不过，要提醒你们；“桃饱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李子不能多吃，苹果不太熟，少吃，梨可以适当多吃点，没事。我心里想，你们俩年纪不大，懂得还挺多。于是，我就和陪我的那位干部到处转悠。转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多吃什么水果，就吃了一个梨，一个苹果。苹果没有成熟，不好吃，咬一口，满嘴木渣，扔掉吧，有点可惜，不好意思，就硬着头皮吃下去了。

参观结束后，我们来到大树下跟两位女知青告别。女知青拿出用手帕包着的一包东西要送给我。我打开一看，是剥好的白生生的核桃仁，很嫩很嫩，还流着白色的乳汁，和姑娘手帕的香味糅合在一起，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香味。这种核桃仁是很难剥的，特别费工夫。要上树把新鲜的核桃摘下来，没有钳子、榔头，要用石头把外皮外壳砸开，再轻轻地把核桃仁取下来。这么好的东西，是姑娘用心做的，我怎么好意思享用呢？我就把核桃仁还给她们，坚决不要，推来推去，到最后，我还是没要。看到这种情况，陪同我的那个同志就自己收下了。看到两位姑娘一脸的失落感，我就再三致谢，赶紧和她们告别，一步三回头，回头三招手的离开了。我们走了很远，两位姑娘还站在大树下看着我们离开。在回去的路上，我问那位同志，为什么要接受人家的东西呢？她们多不容易！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白不要”。多少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此事，都后悔不已！当时为什么不接受姑娘的一包核桃仁呢？太不近人情了！那可是北京女知青纯洁的心意啊！

劳动锻炼三天结束了，按照首长给我的时间规定，我搭乘一辆顺路的拉货大卡车返回县城人武部。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支农期满一年，回到了省军区机关。当年年底，由战士提为干部。一九七六年，改任司令部办公室秘书。从此，假秘书就成了真秘书。

回想去陕北支农，在牛武的三天劳动锻炼，与四位女青年不期而遇，这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桃花运”吗？其实不是。那会儿，人际关系比较正常，男女青年思想单纯，交往恪守道德底线，再说部队管理也严格，有组织纪律约束，军人的基本素质要求，一般不可能越线出轨。我所经历的所谓“桃花运”，其实是大家开玩笑而已。离开支农点四十九年了，对当年遇到的人和事，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2022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