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是个让人心酸的字眼。在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困难时期”，我辍学了，并且是三度辍学。三出校门的那种无奈与凄怆，一生都难以忘却。好在1961年秋季开学，我又返回了校园。这是母亲的不甘与天灾人祸博弈的结果。

复学，让我兴奋也让我纠结。兴奋自不必说，纠结的是，我还得从第三次辍学时的四年级重新起步。一次次地辍学，与我一同启蒙的同班同学都已经上了初中，他们中一些人胸前已佩戴上了团徽，成为党的助手。而我，脖子上依旧系着红领巾。尽管我与他们是同龄人，不同的政治标识，把我们划归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年龄段：昔日的同学已跨入青年时代，我被留在了“少儿时期”。这种时空错位，耳视目食，真的让人啼笑皆非，丢人现眼。可想而知，那时我最怕碰见的人就是昔日的同学。偏偏冤家路窄，小镇上的小学、中学就一墙之隔，紧靠学校南边是一条河，我上学放学还必须经过中学的大门口，无路可绕，不想碰见都难。尤其是放学，更是让我颜面尽失，无地自容。他们中学放学，学生们三三两两，悠哉悠哉地跨出校门。我们小学放学，须排着队唱着歌，在老师的监护下走出校门，还送出老远。每逢瞥见有些老同学投来的不屑目光，真的特别灼眼锥心。为此我痛苦过，挣扎过，甚至自虐过。一想到母亲为了让我读书所遭受的那些苦难，我唯有发奋读书，才能不辜负她老人家。慢慢地，我学会了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终于走出了黑障区，开始一门心思刻苦读书。

所幸，第三次复学，我遇到了一位对我一生有极大影响的老师，他叫凤元麟。从四年级到小学毕业，他一直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因为他，我爱上了语文，尤其是作文。  

老师文质彬彬，一身书卷气。他虽然只有中师学历，可学识厚实，文思敏捷，教学经验特别丰富。讲起课来，总是绘声绘色，精彩纷呈。尤其对那些成语、典故和生僻字句，老师总能旁征博引，随手拈来，讲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辨析唐诗，他总是娓娓道来，丝丝入扣，让学生从诗文中感悟蕴藏其中的幽深意境。尤其，老师紧贴教学内容，通过营造与之匹配的情境氛围，一点一滴地培养起我们的求知欲望。他一直在用心用情地教学。自然，同学们都喜欢老师和他的语文课。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非常热烈。老师六十多年前采用的那种授课模式，其实就是现今教育理论界推崇的“创设情境”，老师的教学创新能力可见一斑。毫不夸张地说，凭老师的语言文字功底和授课经验，让他做个中学语文老师应是绰绰有余。据说人眼有5.76亿像素，分辨率自不必说。改革开放后，教育主管部门果然有人慧眼顿开，知人善任。终于，老师在他后半生被选拔到中学任教。擢用虽然有些晚，老师总算人尽其才，实至名归，也被我当初不幸言中。这是题外话了。

我尤其喜欢老师的作文课。他讲授作文题目拟定、开篇、结构，以及构思技巧、谋篇布局等内容时，总能把枯燥无味的写作课讲得如数家珍，妙趣横生，如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他的教学工具箱里各种各样的工具似乎应有尽有。从五年级起，我的作文有了些长进，老师常常在课堂上成段地念我的作文，点评其中的闪光点和精彩处，赞誉之辞从不吝啬。这让我受宠若惊，热血沸腾，虚荣心满足到了极致。不过，有了老师的循循善诱，虚荣心被转换成了学习的动力。老师点燃了我写好作文的热情。

在老师的引导鼓励下，为写好作文，我大量阅读小说、散文，以丰富自己的写作知识和词汇。期间，我读了《红岩》、《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革命题材的小说，也读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还有学校订阅的各种文学期刊。看不懂的词句典故，就翻字典查辞典。见到优美的段落和闪光的句子就记在本子上。阅读让我的知识和语言逐步丰厚起来，视野也开阔了许多，对写人写事、写景写物的拿捏和把握有了很大的提升。

其实，老师并非一直宠我，他对学生一向宽严相济。他也会严肃指出我作文的立意及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他说我用“嫣然一笑”这个成语描述的对象不当，说那是形容女子笑得很甜美，而非形容一个老头的笑，一下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让我面红耳赤，不间不界。那堂课对于我可谓振聋发聩，终生难忘。诸如此类的问题，老师总是及时补偏救弊。此后，我在阅读课外书籍时，坚持把领会文章的思想、词汇的意涵作为出发点，除了摘抄外，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既巩固了读书成果，长了知识，也避免了词汇的滥用错用，张冠李戴。我的作文又有了很大长进，每次考试都在90分以上。考初中时，记得当时的语文试卷就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正合我的口味，尤其是我的家族革命史丰富多彩，我发挥的不错，竟得了满分。这更进一步提振了我写好作文的信心。三年里，老师就这样诲人不倦，潜移默化地一步步把我引上靠文字谋生之路。

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还十分关心每一个学生的生活和心理健康。老师的一次家访，让我这辈子记住了他。老师虽身处逆境，却同情、帮助弱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地主家庭出生的老师，竟然怜悯起一个革命家庭出生的穷学生，并给了他的学生最真诚的关爱和帮助。那是我第三次复学不久，老师见我穿着破旧，学习用具除一支蘸水笔外，连橡皮擦之类的必备学习用品都没有，做作业还得向同学借。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天下午，老师去我家探访。当他得知我们全家每月每人平均只有四元钱的生活费，还要供我们姊妹三人上学时，看得出老师当时心情很沉重。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回去后，他将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据实上报学校。新学年开学，校方据此减免了我的全部学杂费，解决了开学时的燃眉之急。

五年后，我读初三，昔日的同学读高三，无法消弭的差距依然在同步延展。然而，世事难料。1966年，就在我们备战高考、中考时，一场空前浩劫顷刻颠覆了整个世界。学校停课，高考、中考顿时化为泡影，我们都成了一群无所事事的失学者。同为天涯沦落人，自然不再分高三初三，这回我们扯平了。1968年底，我们又一起被安排到广阔天地的农村插队，连称谓也一样——“知识青年”。人家贫下中农更务实，只看体力不看学历，能挣公分才是硬道理。都种地了，自然更不分高三初三，这回我们彻底扯平了。1970年，院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人家高校居然也是只讲政治不看学历，同一班级里，高三的初三的甚至连小学的都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离谱到了极限。这回我们何止是扯平，活脱脱就是逆袭，我差点就有机会“弯道超车”，先老同学一步进入大学，成为他们的“师哥”，我最终选择了参军。

凤老师无法选择父母，他降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教师原本拥有的尊严在他身上也因此打了折扣。那个年代，他与所有“黑五类”后代一样，卑微落魄，灰头土脸。抹不去的家庭印记，还波及到老师的婚姻。30多岁还算标致的男人，有文化，职业也体面，却孑然一身，不由让人怜悯。好在老师的这些先天缺失，也生成了他的自我防护意识。平日里，他处事淡然，谨言慎行，从不抛头露面，依旧博览群书，专注于教学探索。当然，他清楚只专不红的危害，因而，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忆苦思甜及公益之类的活动，他总是积极参加，从不缺席。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各种政治关系。加之他一向与人为善，上下关系融洽，他有幸躲过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荡涤，一生倒也平安无恙。

作者简介：

许道敏 高级政工师，长期从事新闻写作，曾在全国性报刊发表新闻与理论等各类稿件200余篇。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