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帝年间，在今陕西华阴这地方出了一位名人，名叫杨震，字伯起。杨震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生活贫困而爱好学习，知识广博，精通欧阳《尚书》，论事透彻通达，所以，被当时的儒者称为“关西孔子杨伯起”。

五十多岁时，朝廷请杨震做了官。说起他的官德人品，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件事，就是他暮夜却金的故事。说的是杨震上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县，他原来所推荐的秀才王密这时正好任昌邑县令。当晚，王密就在怀中揣了十斤金子，打算送给杨震。杨震见状说：“作为老朋友，我是了解你的，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这事。”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就惭愧地出门走了。这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杨震还有一件事让人肃然起敬。他廉洁奉公，子孙常吃素菜，出门步行。有的老朋友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让后代人们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将这个‘产业’留给他们，不也是很丰厚的吗！”

应该说，像杨震这样，为官清正，不为子孙置办产业，以清白遗子孙的有识之士，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南朝梁武帝时的吏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部长）徐勉就是一例。史称：徐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瞻亲族之穷乏者，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辎軿，指当时贵族乘的有盖的高档车辆。他写信戒其子云：“吾家世清廉，故居常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故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正由于徐勉为官清正，守俭自律，以清白遗子孙为念，到了七十岁得以善终。《梁书》一书为其列传，称其为梁之宗臣。

按说，为官清正，以清白遗子孙，这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我们各级干部的官德来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前些年，我们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人，把这些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依仗权势，处心积虑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其目的，固然是为了当下的享受，但不少人的心思，恐怕还是为了给子孙留下一笔丰厚的财产。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到头来只落得个千夫所指、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他们的后代中，有的正是因为家财万贯，从小又骄纵溺爱，变成了当代的“高衙内”，个别的甚至成了阶下囚。这大概是那些为官者所始料未及的。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多数干部都能恪尽职守，克己奉公，以清白遗子孙的古训，已逐步得到了传承和弘扬。不过，过往的教训十分深刻，值得我们深思，永远汲取，以免重蹈覆辙。

其实，静下心来，仔细咀嚼品味一番，就会明白，以清白遗子孙，确实是一件惠及子孙、造福后代的好德行。一是干部言传身教，其人格、操守，就会给子孙树立起一个活生生的做人的榜样，给他们以熏陶启迪，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其次，先辈为官清正，大都会激发起子孙的自豪感、荣誉感，鞭策他们好学上进，奋发有为，他们也会为顾及先人的名声，多一点自我约束的自觉。再者，从古至今，人们为了表达对那些为老百姓做过好事、功高德重的官员的感激之情，往往对他们的子孙也比较尊重，必要时还可能给予关照。由此可见，在为子孙留下什么的问题上，杨震说的“以清白遗子孙”这番话，不愧是真知灼见。很显然，这比给子孙物质财富更重要、更管用，也才是真正为子孙着想。人常说：“富不过三代”，还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句实话，如果一心只想着给子孙留下一大笔财富，那最终还是靠不住的，甚至害了他们。正如徐勉所言：“遗子黄金满籯（ying），不如一经。”

我们说要以清白遗子孙，并不是说不要关心、操心子孙以后的生活；给子孙留下一些家业，也是人之常情，也确有必要。只不过，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这些家业应该是合理合法的财富，是靠辛勤工作劳动的正道得来。其次，留下的家业适量为好，不宜太多，更不是越多越好。古语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时至今日，这段充满哲理的话，还没有失去其真理性。

坚守为官清正、以清白遗子孙的古训，躬身践行，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期盼。

（作者为退休老兵、原陕西省武警总队正师职副政委）

（编辑 马雨辰  审稿 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