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导读： 一位记者曾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延安：“两面山坡，中间流着一条溪涧似的延水，东岸展开一条狭长的平地。这就是延安市精华所在的地方”。

《西行漫记》的问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书中介绍了许多在革命区以外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这是世界上最早最详细对陕北革命区的正面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多年的封锁。这为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和革命的拓展开辟了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深入人心。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后，抗战救国成为全民共识。此时延安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路线，开办了各类抗日学校。这让海内外爱国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到延安去，成为无数知识青年的信仰与追求。同时，延安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友人、华侨同胞来参观学习和新闻采访。很长一段时间，延安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

延安是一座宝库，吸引着万千英雄儿女；延安是一所学校，培育了众多的爱国青年；延安是一展明灯，照亮着革命前进的道路；延安是一面旗帜，指引着民族解放的方向；延安更是一首歌，唱出了一代人的梦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艰难跋涉长征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后，毛主席经过深刻思考后发出“留在陕北”的决心。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用鲜血与汗水辛勤的耕耘着这片土地。但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建立到落户陕北已经走过了15年了，但国统区沦陷区各民主人士尤其是海外爱国同胞来说有深入了解并接触的少之又少。

在国共对立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国民党称中共为“共产国际操控下的外来物”，对共产党人则称“饥饿的土匪”“赤匪”并对陕北进行长时间全方位的封锁。在错误的宣传下，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和太平天国同性质的落后的“农民军”，实行的就是“共产共妻”“一切公有”的政策。所以此时，中国共产党最急切的事情之一便是宣传自己的政策革命纲领并争取获得话语权。从而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纲领。

只可惜的是，1935年到1936年的延安除了长征一路走来的红军外基本没有“外来人”， 更没有一个外国人靠近这片土地。这里道路封闭消息内外不通，屹然成为了“独立王国”。

一、《西行漫记》的意义及对知识青年的影响

（一）《西行漫记》问世后的意义

1937年6月初，一位鼻子高，眼睛蓝的洋人，骑着一匹消瘦的老马，独自一人来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共中央所在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这位洋人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斯诺克服了多重阻力后来到位于黄土高原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长达四个月的访问与考察，同年10月采访结束后回到北京。几个月后斯诺整理出版了《西行漫记》，一经问世便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之后于1938年12月18日上海翻译出版中译本，随着中译版的问世使国内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这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基本情况的最早也是最详尽的报道书籍，因为该书书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作者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读性。作者通过与生活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和领导人生活在一起的红军战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沟通共同生活，深切了解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在进行各方面的接触后斯诺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革命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突破口，从此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红军长期的封锁。

（二）知识青年的引路人

斯诺当初也是怀着“必死无疑”的心态去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因为之前被国民党的反动派宣传蛊惑过。但极大地好奇心与正义感促使他去选择冒险，为了真理他乐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正如斯诺《斯诺文集》序言中说的：“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用一位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

没想到，到了延安之后他才感到一切都与国民党宣传的不一样，共产党人是那样的可爱、可亲、可敬。他们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热情，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生活习惯。红军的几个高级指挥员，蒋介石悬赏两百多万元要他们的首级。可斯诺与他们接触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防范。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位外国记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或向外界瞄述过。

毛泽东对于斯诺来说即神秘又充满好奇。他是一个令人感兴趣但又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纯真朴素的性格，喜欢笑很有幽默感。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却能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机智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精力过人是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

周恩来有一种特别的的吸引力，好像是内向的性格个人散发的独特的魅力和与生俱来自信的多种混合的产物。他留着胡须头脑冷静富于逻辑，讲求实际经验，他是实实在在的硬汉，身上却没有丝毫柔弱的气息，一种独特的领袖魅力。

彭德怀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是个喜欢说说笑笑的人，身体很健康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是个很活泼的人。他很有才智，但又很能吃苦。我注意到彭德怀非常喜欢孩子，他常常与孩子们玩耍，很是尊重他们彭总是他们的孩子王。

对于陕北革命区的工人斯诺很是敬佩：“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同劳同酬，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很少，但都能满足”。

生活在陕北的红军领导人生活和普通士兵一样“官员和将军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从高级指战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是一样，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也都不分好坏，他们自由来往，没有限制也没有等级差别。“我看到中央书记王稼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会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大部分都散座在百姓中间，像老农民一样坐在的草地上。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兴致勃勃的观看演出了”。

同样斯诺接触的红军也是很正义很容易相处的无论何时何地，红军对待妇女和姑娘都态度很好很尊重他们，当地农民对红军的评价也都很不错。在红军内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他们都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抽烟喝酒的很少，其他不良习惯基本没有。而且他们都非常乐观对革命都有坚定的决心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

对于剧团演员斯诺也很是好奇，他们设备很少，服装道具都很简陋，可是却能用这些简易的设备道具演绎出最真实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演出到哪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的吃什么，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活几个月后，斯诺渐渐开始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争”。

他看到的是一个与国统区恐怖，压抑完全不同的，民主的，自由的新世界。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过得艰苦，但都很幸福而且都把这种幸福挂在脸上。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忙碌而快活，他们知道生活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短短几个月里斯诺已经与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采访结束即将分别时，中国共产党中的许多人都来相送，且非常的不舍。但在这动容的场景里却又产生了许多别样的情愫。

蔡树藩喊道：“别忘了我的假臂！”

陆定一提醒：“别忘了我的照片！”

杨尚昆笑道：“我们等着那队空军！”

博古喊道：“给我寄四两可可！”

可以想象，只有真正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对话，只有真正的友谊才能衍生出如此有趣的的场景。而后斯诺与他们一生都在联系。

而斯诺从陕北回到西安后所面对的确是另外一种境况。因蒋介石来西安督战，全城前两天就开始整顿。街道角落都重兵布防沿路农民全被赶出家门，所有路口关卡都布置了宪兵和军队，进出都得经过严密盘查。连他作为一名美国人也不例外。

斯诺去延安的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他感慨到：“蒋介石要是知道，他会怎么对待这事呢？”

斯诺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把他在根据地几个月来所看到的听到的，用文字的形式客观真实的还原出来，从而展现了一个“活的世界”。斯诺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一批又批的青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广大穷人和受压迫对国家和现实社会不满的人们有了新的反抗理念。有了新的行动纲领和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器，有一群坚定的爱国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斗争长达十年之久”。

他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的革命事业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斯诺曾知道他只是一种媒介中国共产党通过他有机会像外界表达，而共产党的这些政策理念只要能够传出去就有人肯听会支持，正义的力量永远存在。

《西行漫记》的问世，在国内外犹如平静的湖水激起千层浪，当时的国统区处处显现腐败低沉的状态。政治上：压制民主、实行恐怖特务统治、官场舞弊、人们报国无门；经济上：剥削打击民族企业、四大家族与外商勾结、大发战争横财；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打击进步思想、三民主义歪曲；军事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北、军人形象日降；生活上：贪污浪费成常态、官僚主义盛行。

与之相对比，延安又是另外一番生气蓬勃的景象。政治上：实行民主执政、建立模范社区、官军民地位平等；经济上：开办特色工业、发挥特区优势、实行相互扶持；文化上：开办各类学校、提倡文化自由、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军事上：实行多种战术相结、与友军亲密配合、张弛有度；生活上：艰苦奋斗、实行平均主义、互帮互助。陕北苏区，此时此刻正以一种崭新的社会面貌迎接着广大爱国青年。

当时蒋介石智囊团成员凃思宗1937年初来延安考察，经考察后反馈的结论是：“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他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低估”。

此时的延安是一个自由、民主、温暖而明朗、蓬勃而富有生机的圣地，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乌托邦”。

正如书上所写的那样：“这里是乐园，街道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方式

（一）走在通往圣城的路上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当时才17岁的高中学生冯牧（当时叫冯先植），他出生与北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游行示威活动。这时，他的精力和兴趣，逐渐从对文学和小说的迷恋转移到“民先”和同学组织的同学会活动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共地下党秘密传送过来各种介绍红军及陕北根据地的小册子。七七事变后冯牧等人在党组织安排下经过长时间的在根据地之间的艰难跋涉，有时还得夜间急行军和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终于在1938年夏到达延安。20世纪30年代后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从全国各地向延安这个圣地汇聚，这些知识青年或三五结伴，或一路独行跟着前面的队伍，怀揣着《西行漫记》，心系着祖国河山，走在黄土高原通往宝塔山的荒凉崎岖的山路上。

一位青年回忆道：“我们一路都是走着去的，大家都很饿很累，突然有位高个子拿出本红皮书《西行漫记》。大家围在一起，向吸取精神食粮一样，刚开始只是默读，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大家都激情高扬”。

爱国知识青年李清泉，他当年从云贵高原中的贵阳北上，过黄河到临汾，又到了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经受了多方困苦后终于在1938年底抵达延安。后来回忆起来曾这样说道：

“当远远地遥望到宝塔山时，我虽觉很疲惫，扛着行李的身子也很不便当，仍然弯下腰，伸手抚摸延安的土地，用鼻子闻，用嘴亲”。

如果把延安比作圣城（耶路撒冷），那么《西行漫记》就是圣经。千千万万爱国青年，披荆斩棘前仆后继，向着延安这心中的天堂，精神的美好家园前行着。

爱国友人印度援华医生爱德华在亲眼目睹这些行走在去延安的道路上的爱国青年们热泪盈眶由衷地感慨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的耶路撒冷”。

（二）到达延安的方式

当时去延安。有一部分知识青年是到达山西，再通过山西地下党组织介绍安排，渡过黄河到延安。而绝大部分知识青年都是先从海内外各地转站西安，而后一部分有条件的再通过与西安办事处联系组织安排，找不到组织的就一路跟着人群向北步行到达延安，路上不仅要克服路途遥远的考验，还要应付国民党设下的层层关卡。

虽然国民党当局公开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也履行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同时认可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性。但无论如何消灭共产党的本质没有改变，心头之患，一日不除不快。当时，国民党为了使共产党不至于得抢走青年发展壮大，也在积极的争取海内外爱国知识青年。为了能得到更多青年，国民党在国统区通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上设置了各种路障重重关卡，千方百计的拦截和阻止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在西安到延安沿路上就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同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大关卡和各种小关卡。在盘查时只要发现可疑青年（中共地下党员，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帮助的，有带介绍宣传共产党的书刊报纸等），就立即逮捕，关进设在各地的军事集中营。用各种法西斯残忍卑鄙的手段，逼迫残害爱国知识青年，胁迫他们加入参军国民党，充当奸细打手或者当特务，如有不从者就精神与肉体双重迫害甚至消灭。爱国青年曾也在投奔延安途中，就遭到国民党的阻拦并被扣押了几个月，最后在党组织的救助下回到了延安。

作家魏巍有着相同的经历：“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住，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当时，从西安到延安的路程有八九百里，正常情况下也得走几个月才能到达，大部分奔赴延安青年基本都是靠两条腿步行。黄土高原自古以来自然条件恶劣，路途遥远沟壑纵横，道路崎岖。高原上昼夜温差也很大，夏天还能扛过去，一到冬天，狂风暴雪，是常有的事，自古常言西北风最烈，对于在城里生活惯了的人。要走完这段路程，不亚于一次“小长征”。白天骄阳暴晒，一会儿就全身湿透，到了晚上又是寒风刺骨，饥饿与疾病相交折磨。但是，这些爱国青年为了寻求真理，革命的信仰，他们心甘情愿用鲜血和生命去拼搏。

于兰在几十年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年到延安一路走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天我怎么也走不动了，下午四点多钟时，大家简直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忽然有个同志看到宝塔山了，一下子大家也不知道饿了、累了便向着宝塔跑去。

毛泽东对这些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又很高的评价：

“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正确的，这很不容易，需要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这是最好的考试”。

三、奔赴延安知识分子的类型

（一）心向延安众志成城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最先打破了长期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从政策上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决议明确指出一、一切同情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二、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到苏区来。三、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苏维埃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在此之后延安开办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几十所全方面培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才的干部院校。这些学校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国难当头，这极大地吸引了海内外的爱国知识青年，到延安去，学知识上战场。

1939年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取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继而又强调指出“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延安正敞开大门欢迎全国爱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学习工作和革命。

这些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不同的地方来，有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也有海外华侨，正义友人。他们出身不同，生活历程也各不一样，有的生活在社会底层多灾多难。有的家境殷实一帆风顺······但这群知识青年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抗日救国、保家卫民、使国家富强民主哪怕为此献出生命也义不容辞。正可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些爱国的力量有来自最早沦为沦陷区的东北青年。他们饱受国破家亡和日本的摧残好多年，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当局有的深切的恨，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回想起那白山黑水之间故土和亲人，高唱催人泪下了我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为了能早日回家，来到延安。

来自华北的爱国青年。他们经历了一二·九运动，多次的学潮运动，对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多有不满，对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行径早已看透。他们请愿过抗争过，换回来的只有皮鞭，水龙头和“逆言抗日者杀”的扼杀爱国手段。这些抗日心切，报国无门的知识青年，在组织的帮助下来到延安。一批批爱国青年，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早日收复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一年多艰难跋涉了行走了一万多里来到最终目的地延安。

还有来自台湾的爱国青年。他们在日本人的暴力强压下不怕失败。即使在监狱里也毫不屈服，坚决做斗争。这群人一次次的被打倒又一次次勇敢地站起。最后在革命友人介绍下帮助下辗转香港东南亚来到延安。

也有一部分原在国民党内任职、有三清团、青年党员或从事特工人员。他们厌恶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眼看国民党每况日下，为报效祖国放弃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奔赴延安。黄埔军校高级炮校尉官总队东北籍学生郑新潮，因在黄埔军校闹学潮（黄埔学潮）以学生代表身份面见蒋介石，苦谏抗日无果。毕业后经朋友引荐，毅然带着6名黄埔同学奔赴延安。在杨家岭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等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

还有一群比较特殊的人，他们是爱国华侨青年。这些人大多都是从《西行漫记》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的，印尼归国华侨颜木荣回忆回国历程时说，因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才有了最初认识，才开始向往延安。此时，祖国正行惨烈的抗日战争，召唤着留学海外的爱国学子。

（二）奏响抗日救国的主旋律

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来自五湖四海，自然也就有多元化的思想视野。当时，由田汉聂耳作词作曲的《告别南阳》正在海内外响彻，这大大激发了爱国华侨青年们的抗战热情。

“你不见横长白山，流血在黑龙江？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炎黄子孙怎能隔岸相望？”

这首歌唱到了青年们的心坎，唱痛了青年们的亡国哀情“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成为爱国的华侨青年共同的心愿和目标。于是，他们或者直接回国参军，或者组成访问团、记者团、救护队等各类爱国团体。他们从海外，跋山涉水，漂洋过海，回到祖国怀抱，到延安学习，到前线抗战，挥洒热血直到献出生命，把满腔的忠贞报国之情回报给祖国母亲。

时任鲁迅艺术系教员的向隅在1937年底来延安之前已经收到留学比利时的二哥来信。信中表示愿意资助他到著名的布鲁塞尔音乐学院深造，并且希望他能马上启程。在祖国生死危亡的危机关头，向隅不愿一人远走高飞出国留学，他回绝的二哥的盛情邀请。把父母妻子以及儿子一家老小留在家里，带着一把小提琴和徐特立的延安介绍信，和当时年仅10岁的内弟唐一正（即后来的著名作家柯蓝）以及妻子的堂姐一起，经过多方磨难到达延安。一年后又鼓励妻子也奔赴延安，一起为革命奋斗。

《西行漫记》对各各国知名人士和国内外知名记者也产生了极大地影响。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并印上了中国地图，并清晰的画出了红军长征路线，书中还有多幅图片和文字说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后要求面见斯诺，并与之讨论战争期间对中国物质援助问题。继斯诺后，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受其影响于1938年来到并于延安次年完成《续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看到了一个细节。共产党的领导在思考问题时都把煤油灯芯弄小，等到提笔写字时，才将灯光捻大。

通过这个细节使他明白：“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却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1940年5月陈嘉庚在访问重庆结束后又来到延安。在延安生活的几天里他强烈体会到了延安和重庆的强烈对比。这使他内心受到极大地冲击并赞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这些国内外友人都把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感报道出来，给世界展现一个清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据统计1938年5月至8月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往延安的爱国青年就有2288人。从1937年到1941年，海内外记者及各国友好人士访问参观陕甘宁边区的就有7000多人。至40年代初期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与知识分子就达到了40000余人，其中南洋华侨青年有600多人。

1943年12月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会议上发言：“就接受教育程度来说，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的约30%”。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也说过：“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

一时间，延安成了“年轻人的圣城”，真可谓是“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在这里他们能学到知识抗日救国，心灵得到慰藉和满足，同样这些时代青年也能为延安注入新的血液和激情。

何其芳曾这样写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唱歌，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装，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地方去”。

光阴凌然，岁月如梭。曾经那段战火辉煌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延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将不会抹去。延河水、宝塔山、小米粥将会继续滋养着一代代的知识青年。

一位记者曾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延安：“两面山坡，中间流着一条溪涧似的延水，东岸展开一条狭长的平地。这就是延安市精华所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