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形成的。陕甘根据地从1932年4月建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起，至193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改制，历时4年又10个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刘志丹在陕甘地区进行兵运工作开始，到1932年4月在甘肃正宁寺原村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从1933年初至10月，建立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建立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稳固下来，经历了6个年头。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在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他提出了创建革命武装的红色（组建工农革命武装）、白色（争取国民党军队）、灰色（争取绿林武装）的三种形式。不久，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团，争取民团、哥老会，在陕甘宁边界活动。同年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起边界的三道川训练队伍，准备起义时，遭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民间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4个连。部队整编后，在宁县张皮原又遭国民党陈珪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部编入国民党驻彬县的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正当刘志丹以补充团名义扩充部队、筹措军需时，引起苏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获释。刘志丹出狱后，继续以陈珪璋部第十一旅旅长名义从事兵运工作。之后又在宁县早胜镇遭到陈部高广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

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组织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3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建立后，首战二将川，歼灭国民党军张廷芝部一个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工作，对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在西北的开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它为西北地区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为中共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政治骨干，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陕甘游击队  

1931年9月，由于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发动军事“围剿”，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在山西无法立足，在拓克宽、黄子文、阎红彦率领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同中共安定县委及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保安、定边、靖边和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游击战争。10月初，陕北地方“保运”武装首领师储杰、杨琪、杨鼎等要求和晋西游击队一起活动。晋西游击队有条件地收编了两支“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重远，副支队长吴岱峰。

10月下旬，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来到南梁，在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中共陕西省委为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派谢子长来加强部队的领导。谢子长到达后，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陕西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指战员的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其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批军需物资。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初，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月明原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700余人，分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同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卿。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开赴正宁县三嘉原，一边宣传群众，一边整训部队。

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成立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4个大队。随后，建立了游击队最高领导机构——中共队委会，高维翰任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随后，陕甘游击队按照省委指示，南下向渭北三原、富平、耀县一带游击。2月13日攻克旬邑县职田镇。15日在旬邑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获胜，接着袭击了耀县照金民团，在同官（今铜川王益区、印台区）、宜君、中部（今黄陵）一带游击，3月中旬回师正宁县柴桥子。

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原，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4月18日，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指责游击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旬邑县马家堡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原来4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

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路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他们不畏强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了统一部队指挥，中共陕西省委于5月10日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治委员兼中共队委书记，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于富平、洛川、中部、宜君各县，半月内作战九次，八次获胜，歼敌1400余名。5月底，陕甘游击队在甘泉县临真镇战斗中失利，随后东进韩城再遭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只得越子午岭再入陇东。

6月底，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中共队委会先后在宁县麻子掌和梁掌堡召开会议，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将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7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湫头原、南邑一带休整。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任游击队政治委员。李艮到职后强调解决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G命阴谋问题”，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声言追查反G命，并在中共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在游击队无休止地开会“讨论期间”，国民党驻山河的军队已乘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村庄要道，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后，李艮又严令部队死守，死守不成，又要求拼命强攻。虽然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结果强攻王郎坡寨子、死守五顷原、突围三嘉原的三次战斗均告失败，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撤到旬邑县马栏时，只剩下200多人。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李艮不得不离开部队。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命令谢子长重返游击队，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与根据地党政组织的建设  

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几个月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屡遭挫折，四易总指挥，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发展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中央和陕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建立正式红军。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根据省委建立正规红军的请求，同意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议，决定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组建一个团。按照省委的指示，陕甘游击队不断发展活动，力量迅速增加。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镇获胜，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400余名。11月，陕甘游击队返回照金时，附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蓬勃兴起。

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驻地，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20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员会议，宣布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命令；并错误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3个月处分、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严令谢、阎速赴上海中央“受训”。后在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和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下，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得以留在部队工作。22日，召开党员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团长。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军政治委员杜衡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处长，杨琪任管理处处长，史克寿任共青团红二十六军委员会书记。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共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即接中央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2月28日，挥师东进，直捣宜君县焦坪，首战告捷。之后，南下照金香山一带，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发动数万贫苦农民和饥民没收并分配了香山寺囤积的大批粮食、布匹。接着，歼灭照金和旬邑民团一部，奔袭淳化，攻破铁王镇，横扫了照金周围的民团势力。随后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旋即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在三原县心字区歼敌一个排。1933年4月又奇袭洛惠渠吊儿嘴民团、淳化县南村民团与彬县龙马、高村民团。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境的陕甘苏区。

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根据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军的三大任务和要求，开始在照金苏区建立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并不断健全和完善。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等到达照金地区，筹备建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等。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耀县照金镇兔儿梁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李妙斋、史克寿等为委员。6月，秦武山接替调回省委的金理科为特委书记，张秀山为委员，特委下辖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

1933年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黄子文、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委。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加强了对边区20多支游击队的领导，并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彻底整顿，先后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大力进行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为了保卫根据地，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发动群众在薛家寨据险筑堡，扼要置关，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建成防守严密的红军后方基地，先后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和关押豪绅地主的监狱。边区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也以薛家寨为驻地，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革命斗争。

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等部门。在基层政权建设上，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边区革委会发动并领导群众成立了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委会，选举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干部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

以照金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以及照金与渭北苏区的紧密呼应，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越将“围剿”照金苏区，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

正在红二十六军和苏区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6月17日，杜衡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他无视客观实际，拒绝了刘志丹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顾省委、边区特委及三原中心县委的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离开部队，由汪锋代理政委。7月28日，杜衡等在西安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红二十六军渡过渭河后，陷入敌军重围，苦战数月，终败南山，上百名红军战士血洒秦岭。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照金苏区处境十分危急的艰难时刻，驻防耀县的国民党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于7月下旬率部起义，建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之后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轳把与敌遭遇受挫，王泰吉遂率余部退入照金。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的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兼指导员张邦英）和由渭北游击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也进入照金。这三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急局面，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信心。

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委会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任务。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并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已恢复党籍）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后，新组建的红军主力锋芒指向牛村、庙湾，歼灭雷天一、夏玉山（夏老么）民团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国民党军多次围攻陕甘边苏区的失败，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与敌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单势弱。正在危急之时，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主力从绣房沟赶回，猛烈反击，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李妙斋在战斗中中弹身亡。

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杨林、曹士荣、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相、康建民、黄罗斌、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等30多名南下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回后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10月12日，陕甘边红军主为向北出征，相继取得攻克合水县城、庆阳三十里铺毛家沟门战斗的胜利。

在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时，国民党军数千之众从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边界开始了向照金苏区的重大规模“围剿”。边区领导机关率领留守的游击队、红军后勤人员奔向各处关隘，全力扼夺，连连挫敌，士气高昂。15日，敌军由叛徒陈克敏带领，乘夜从后山崾崄旁边的一条石缝攀登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策：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10月16日，照金苏区陷落。

建立以南梁为中心巩固的陕甘边根据地  

照金苏区陷落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合水一带。1933年11月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开展武装斗争和创造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六军，尽快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开辟南梁苏区。南梁位于庆阳（今华池）境地，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方圆百余里。境内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1933年10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六军在合水莲花寺正式恢复，并新成立了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建立了中共师党委，杨森任书记（后张秀山接任）。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编而成）2个团。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后黄罗斌接任）；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后张秀山接任）。全师500余人，战马200多匹。1934年1月，经中共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去豫陕边一带从事兵运动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于西安），由刘志丹继任师长。高岗因违犯军纪被撤职，师政委由杨森接任（后为张秀山、高岗、谢子长）。

红四十二师成立后，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于1934年1月相继成立。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后惠子俊接任），下辖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庆北、定边、华池、环县等游击队和保卫队；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张明吾（后王安民、陈国栋接任），政委黄子文（后张仲良、张邦英接任），下辖直属特务队、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正宁五支队、八支队、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宁县三支队、一支队及淳耀、中宜、富甘、旬邑等游击队。

红四十二师在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又不断从地方游击队中得到补充，使其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冬，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正宁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抽调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部分人员，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全团200余人。11月，以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全团180余人；同月，黄龙山地方武装郭宝珊营在庆阳宣布起义，投奔南梁，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任浪花任政委，归红四十二师指挥。

照金失守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不够健全，边区党的工作实际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恢复特委机关工作已经非常必要。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恢复，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在边区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赤淳工委（书记金理科）。许多乡村也建立了中共的基层组织，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1934年2月25日，由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为政治秘书长。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参谋长梅生贵兼任。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

在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4年9月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从而加快了南区苏区的恢复和发展。到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县、庆北县、安塞县、赤淳县、合水县、富西县、富甘县、宁宜县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转移到南梁地区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多次发动对南梁苏区的进攻。1934年2月至4月，国民党军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主力红军与各路游击队密切配合，先后取得袭击保安蔺家砭、奔袭庆阳元城高桥、赵梁子敌军的胜利。尤其4月奇袭西华池，歼敌700余人。

1934年7月下旬，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等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两军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红三团北上后，刘志丹指挥红四团和各地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南线和北线作战，相机歼敌，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保卫和发展了陕甘边苏区。

193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又部署了对陕甘边根据地新的“围剿”，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决定，留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部队转移敌后，寻机歼其一部。先是红军骑兵团在保安吴堡川打了一个伏击战，随后红二团和骑兵团相继袭击了保安楼坊坪张廷芝部和敌骑兵二团。11月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又奔袭环县曲子镇，击毙敌区长朱文成，活捉民团团总李恒泰以下近百名。其他各路敌军在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为保存实力亦纷纷撤退。

到1935年初，经过陕甘边军民艰苦的反“围剿”斗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的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广大区域里建立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11个苏维埃县治，成为后来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