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风运动中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并提出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共和根据地进行渗透的情况下，对于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对延安的中共党内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被斥为所谓“反党分子”、“托派奸细”，结果负责审干工作的人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干部队伍中不仅有王实味，还有张实味、李实味，并估计延安很多单位特别是政府、文教部门都有可能暗藏“坏人”（指托派、日特、国特等），以及“意识不好的人”，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使审干工作出现严重的偏差。

这年7月15日，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做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在延安的党政军民学机关、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到监狱内，都开展“全线进攻”，坦白检举。不仅怀疑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怀疑一些老干部。在“抢救运动”中，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的事情也常常发生。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在运动中，把一些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的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分子”，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造成了革命队伍内同志间的相互不信任，人人自危，也影响了党的威信。

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发布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审干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三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

11月5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又对该政策的掌握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12月27日，毛泽东同康生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等，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

为了总结审干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2月12日举行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会议认为，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但是，由于对中共中央决议的九条方针掌握不够，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等原因，导致夸大特务组织，甚至造成特务如麻的假象，严重影响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是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仅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经过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努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尽管过去清出所谓“特务”达1.5万多人，甚至有的单位清出“特务”达到其人员的一半以上（如陕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就有208人），但由于坚持一个不杀，不断进行复查、平反等原则，对受到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毛泽东还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批评并赔礼道歉。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又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

二、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年秋，在边区整风运动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把陕甘宁边区的党建设得更好，中共中央西北局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各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的负责干部，边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的干部。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工作时，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党外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等七整，并在这七整中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以使边区的各项工作有大的转变。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年代之后，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一些影响边区工作和发展的问题。一是边区的统一领导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但陕甘宁边区在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一些不协调的现象。同时，“内战时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仍大量残存，官僚主义的作风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二是对西北历史问题存在争议，尤其是1935年“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陕甘苏区的“肃反”，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即停止和纠正了这个“肃反“。但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限制，这次“肃反”没有被彻底否定，对被错误“肃反”人员的工作安排“存在着不公平”。这种情况，受到“肃反”迫害的同志颇不满意，“肃反”领导人也拒绝承认错误并推卸责任，由此导致思想波动，不时引发争论，影响工作。三是为了防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调回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等部队，同时针对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形势，抽调一些干部到延安学习，结果边区脱产人员增加，财政困难，出现人民群众负担加重、各方面特别是军队因供给不足而不满意的现象，军政军民关系因此出现一些矛盾。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出席了会议的开、闭幕式，并在会议期间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领导人也都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任弼时始终参加并领导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讨论陕甘苏区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会议伊始，由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与会者纷纷要求用整风精神来研究陕甘苏区历史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些意见，会议于是由整党问题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革命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习仲勋、张秀山、贾拓夫、马文瑞、张邦英等46人在大会上发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肯定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陕甘苏区的重大作用，对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进行了辨析。会议充满民主气氛，允许互相辩驳。执行“左”倾路线的一些领导人多次发言，解释问题或阐述个人认识，并且都有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这个报告由胡乔木、贾拓夫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综合整理、经过许多人反复讨论，最后得到中共中央书圮处的批准，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倾向和在政策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林伯渠、陈正人等分别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关于整顿政府和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者结合这些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70多人在会上发言，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与军阀主义现象的问题，对在党政军民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缺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纠正存在的偏向和问题，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其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西北局领导；其二，更加密切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其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其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为此，党、政、军三方面分别召开了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分别讨论和布置了各部门的工作。

第三，明确了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引发党政军民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解决这个困难的意见则各不相同。为此，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会议撰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经济工作方针，并指出：在目前条件下，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由此边区的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会议完全接受毛泽东报告中的意见，使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会上，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黄静波、王丕年、刘秉温、胡起林、刘建章、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李丕福、习仲勋、文年生、任成玉、罗成德、贺晋年、惠中权、王世泰、杨林、范子文等22人和延安县、三五九旅、延安县南区合作社3个集体给予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其中有：“有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忠实努力，不夸不骄”、“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等。同时，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处理。

历时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用整风精神澄清历史是非、检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取得了积极的影响、重大的成效，有力地推进了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对全党整风运动产生了示范作用。

第一，解决了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明确了边区当时任务的主要方向（生产与教育），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发展的历史，对此做了充分的证明。

第二，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会议针对边区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解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和军阀主义等问题，对之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提高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同时，向他们昭示了下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所要克服的实际内容，从而推进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第三，会议揭发的“左”倾错误给陕甘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害，教育了与会人员。尤其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问题进行总结，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做准备，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中共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5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参加会议人员及议程等。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原准备开两个月，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延续了11个月，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历史决议》）。会前，毛泽东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多次发表讲话。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就党内路线问题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做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

4月12日和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所作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说：“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

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党的历史上重大认识分歧问题的澄清，为正确地起草《历史决议》打下了基础。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就党内历史问题向全会提出的六点意见，并正式形成决议。《历史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做了详细结论。它充分肯定了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中共六大路线的基本正确，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肯定了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由于会前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历史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王明也对《历史决议》和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主持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在谈到会议通过的《历史决议》时指出：《历史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他还指出，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1945年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历史决议》，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下发。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