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为了克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好地解决边区军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和开展必要军工生产，为了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的繁荣进步和保证抗日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共中央提出“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的号召，先后在延安和边区创办了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院校，并领导边区人民学习和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科技研究工作。

1940年2月5日，在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的发起和支持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的同志和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千余人共聚一堂。毛泽东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还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陈云也在这次会上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的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的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自然科学目前在边区的任务，为进行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的经济基础……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决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事业。”

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边区又先后成立了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卫生、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学会，成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还有国医学会、中西医研究会、国防科学社、煤业学会、气象学会等科学团体。这些科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强大威力，根据边区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有步骤地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1941年8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为期3天的第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到会学者和技术人员达300多人。朱德发表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演讲，论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认为“自然科学，这是个伟大的力量”，“谁要忽视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要努力前进，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张闻天、徐特立、李富春等分别作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教育》、《财政经济政策》的学术报告，就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发表重要论述，这是陕甘宁边区举行的一次自然科学技术讨论盛会。会后，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解放日报》开辟《科学园地》专栏。徐特立撰写了《祝（科学园地）的诞生》的发刊词，指出：“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李富春也在《科学园地》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边区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与发展方向，他“希望大家把自然科学运用到边区生产实践中去”。边区的科技工作者也在专栏上发表文章。从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专栏共出刊26期，发表各类稿件190多篇，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文就有140多篇。此外，自然科学研究会还创办有《卫生》、《自然界》、《农业知识》、《急救常识》、《药用植物》、《知识问答》等副刊。根据战备需要，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军民中广泛宣传了防空、防毒、防灾、防疫等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学通俗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出版的《司药必携》、《配偶禁忌》、《解剖学》、《耳鼻喉科学》、《王大娘养胖娃》等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7.82万册。1941年是牛顿诞辰300周年，1942年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纪念大会和举办了纪念讲座。由江天成和伊黎分别介绍了牛顿和伽利略的生平事迹及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成就，阎沛霖讲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温济泽讲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徐特立讲了《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等，宣传牛顿和伽利略的创造精神和科学理论。科技工作者还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罗蒙诺索夫等在自然科学上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进行了学习和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在边区乃至国统区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为了通过边区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科技工作者还开展了“科学大众化运动”，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工作人员每日两小时的学习时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中，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边区从城镇到乡村，普遍建立了识字组、读报组，结合识字学习科学知识。根据当时科学家预测，1941年11月21日延安和边区可看到日蚀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个机会，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发表了《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等科普文章。当天该会还在自然科学院组织了日蚀观测，并在《解放日报》予以报道，用事实对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破除群众当中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

边区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大改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技术，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边区政府积极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并指导推广兴修水利、增施肥料、选种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农业新技术，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粮食总产量由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4年181.7万石，抗战八年共缴纳公粮达101.39万石。防疫知识的宣传，瘟疫的有效遏制，使畜牧业发展很快，1943年，牛、驴、羊的数量就分别达到22万头、16.7万头、203万只。在工业方面，边区的科技人员通过认真试验研究使科技成果很快转化和应用，如马兰纸的发明、玻璃的炼制、火柴的试验、武器装备的设计等等。到1944年底，工业方面生产的生活日用品之毛巾、肥皂、火柴、袜子、纸张、陶瓷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过去在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边区，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祓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800多个大小公营工厂，这些工业生产体系的初步建立，对边区经济的发展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延安建立了中央研究院，下面分设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历史研究室等。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还成立了新哲学会，进行理论研究。同时成立时事问题研究会，搜集和整理材料，编印时事问题研究丛书。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范文澜领导编写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力作《中国通史简编》，该书出版后，各解放区多有翻印，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其中除各地中共组织派来的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对这些知识分子，一是尊重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即使在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日常生活用品一度供应困难的环境下，还是从文化人的特点出发，在生活上想尽办法优先给予照顾。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也作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强调“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对于上述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1942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三类。其中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其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生活不习惯，曾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但他很快习惯了延安的生活，1940年3月21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在“鲁艺”的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而同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只有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可见，当时党政机关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术人才相比差距之大。

二、新闻和出版事业的发展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和发展，延安和边区的新闻事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边区的新闻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用野生的马兰草制作粗糙的马兰纸，编辑、记者在蓖麻油灯下写稿、改稿，印刷工人靠手摇脚踏带动印刷机，编写印刷了一期期内容丰富、文字清晰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在边区出版发行的报纸约有近百种，除先后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外，还有《群众报》、《救亡报》（后改为《陇东报》）、《关中报》、《战声报》、《抗战报》、《三边报》、《进步报》、《民先报》、《新边墙报》、《新文字报》、《新神报》、《米脂报》、《子洲报》、《延州报》、《赤水报》、《靖边报》、《佳县报》、《练兵报》、《战力报》、《战火报》、《生产报》、《前进报》、《冲锋报》、《勇敢报》、《战旗报》、《猛进报》、《战卫报》、《前哨报》、《胜利报》、《部队生活报》、《边防战士报》、《延市通讯》等等。

在纸张、印刷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边区还创办了许多期刊，如《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学习导报》、《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青年通讯》、《学生通讯》、《青年新闻》、《中国文化》、《诗刊》、《西北儿童》、《国防卫生》、《边区教育通讯》、《药学摘要》、《时事论谈》等60多种。其中有文艺期刊20多种，如《文艺战线》、《中国文艺》、《大众习作》、《群众文艺》、《新诗歌》、《文艺突击》、《文艺月报》、《前线画报》、《部队文艺》、《部队歌曲》、《音乐工作》、《民族音乐》、《美术工作》、《边区戏剧》、《戏剧工作》、《谷雨》、《草叶》等，其中许多刊名都是由毛泽东题写。

延安《解放日报》  延安和边区出版的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延安《解放日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从1942年9月起又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延安整风开始后，《解放日报》开始改版，1942年4月1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指出改版的任务是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一新，边区和国内新闻、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的报道被放在重要位置。《解放日报》的改版是一次成功的新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影响下，重庆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日报》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也纷纷改版，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的局面为之一新。

《边区群众报》  1940年3月25日由毛泽东倡导创刊，是一份以边区基层干部和群众为阅读对象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开始由大众读物社主办，后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8年1月更名为《群众日报》。《边区群众报》的鲜明特点是大众化，从内容到形式尽力做到通俗易懂，使识字很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报纸出版后，立即受到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发行到1万多份，老百姓称它是“咱们的报”。1946年3月25日，《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时，毛泽东为该报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撰文祝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边区群众报》社荣获特等文教模范的奖励，主编胡绩伟获“特等模范工作者”称号。

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7年1月，中共中央的决定，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开始与《新中华报》社合为一家，博古兼任社长。新华通讯社建立之初，报道的范围只限于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范围开始从陕甘宁边区扩大到各抗日根据地，每日发稿的数量由原来的2000多字增加到4000字至5000字。1939年初，新华通讯社与《新中华报》社分设，新华社下设编辑科、通讯科、译电科和油印科，先后在晋绥、晋察冀、山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分社。到1945年，新华社已由抗战初期的20多人发展到110多人。1947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集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种职能于一身，成为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台广播发射机，为创建广播电台准备了物质条件。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筹建广播电台，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延安西北50多里的王皮湾村完成了建台任务，于1940年12月30日正式试播，呼号为XNCR（“NCR”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缩写，“X”代表中国）。播送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命令，重要报刊的社论、重点论文、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及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等。另外还办有文艺节目，播唱抗日进步歌曲。

边区的出版发行工作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马列著作和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7年成立了由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人组成的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9年6月在延安成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由李富春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负责党刊党报和书籍的出版工作，并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延安解放社以大量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党的政策、文件而著称。1941年冬，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局，博古兼局长，继续出版发行马列著作和党报党刊等。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