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

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地处山区，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1940年7月12日，延安《新中华报》的一份报道写道：边区的各项工作获得惊人的成绩，堪称全国的模范。但各县的卫生医疗工作却是很弱的。党、政、军的卫生工作，特别是民众的卫生工作，要算最薄弱的一环。林伯渠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的报告中指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旧社会给我们的遗产——疾病时刻威胁着我们，尤其是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据边区政府民政厅调查：安塞县五区1939年四五月间共新生婴儿50个，至1940年7月仅成活10余个，由此可见死亡率之高。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促进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首先，制定医疗卫生工作的政策和制度，形成边区医疗卫生管理法规体系。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一届参议会上通过《建立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同年11月边区第二届党代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要求边区各地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医药卫生工作，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发展医疗工作。1941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疗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减轻人民痛苦为目标。

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召开专门卫生工作会议，制定建设规划，颁布了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的条例，规范边区的医疗工作和药品管理工作。1939年7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补充大纲》、《陕甘宁边区卫生委员会组织条例》；1940年修订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条例》、《保健药社修正章程草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关于健全各级卫生组织的指令》，随即陆续建立了边区卫生处，分区、县、乡医疗领导和工作机构。1941年9月颁布了《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1942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医务人员管理章程》、《陕甘宁边区医师管理条例》、《陕甘宁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保健委员会组织章程》及《保健实施办法》等。这些规定，使边区医疗卫生机关指导管理有章可循，使边区医疗卫生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正规化。

其次，建立健全边区医疗卫生机构。边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原红军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上，在军委总卫生部领导下，逐步发展形成中央系统、军委系统、边区系统。此后，又相继建立防疫委员会、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群众性民间卫生组织。

中央医疗系统，由中央卫生处及其下属医疗机构组成，包括中央医院、肺病医院、中央直属疗养院、学生疗养院、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研究院、统战部卫生（科）所等单位。其中中央医院受中共中央机关直接领导，1937年7月筹建，同年11月正式建成开诊，首任院长傅连暲。建院初设有内科、外科和妇产科以及手术室、药房、病房等，只有30多张病床。1940年成为拥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及肺科、传染科、病案统计室、化验室、X光室、供应室和营养科，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能开展一般外科手术，科室配套、设备齐全的医疗中心。1943年医院拥有病床200张，医生20人，护士100多名，年治愈病人1904人；中央医院还是医护人员的培训基地，仅1937年至1943年间，医院共培养医生115名，护士105名，检验人员23人，药剂师25人，被称为抵抗病魔的坚强堡垒。

中央军委卫生部系统，所辖的医疗单位有：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八路军直属门诊部、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等。其中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该系统中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一所医院。该医院的前身是八路军军医院（院长苏井观），1939年5月正式组建开诊，初建时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并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全院工作人员112名，医生9名，护士长1名，护士45名，其余为行政事务人员，可接收病人120余名。印度援华医疗队、朝鲜友人方禹镛、德国友人米勒等都在此工作。1939年12月，为纪念加拿大籍大夫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陕甘宁边区医疗系统，是由边区政府民政厅下设卫生处（后改为卫生署）所辖的医疗卫生单位组成，有边区医院，各机关、学校、工厂、分区卫生所，光华制药厂，边区医校（后改为西北医专），干部休养所，以及边区保健药社、边区卫生合作社、边区保健委员会、边区防疫委员会、边区干部疗养院等。其中边区医院1937年9月成立开诊，当时医院有看护32人，医生10多名，医院每天门诊量300人左右，收住院人数近150人。边区医院除担任部队卫生服务外，还为当地群众医治疾病。1941年治疗的患者中群众占25%，1942年占27%，1943年达到30%（该年共为群众看病9611名，其中治愈9322名，治愈率为97%），1944年医院共接诊患者4245人，其中群众1345人，占31.7%。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10月，全区有医院11所、卫生所75个、保健所7个、西医270人；群众中有中医1074人、西医6人；药铺930家；保健药社26个，接生员61人。另外，各地还举办助产员培训班，共培训410人，这些机构和人员基本满足边区军民的就医需求。

再次，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病治病运动。针对边区缺医少药，封建迷信活动盛行，以及受不卫生习惯的影响，各种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的现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动员广大医务工作者广泛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组建专业防治队伍，加强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

在边区“卫生运动周”中，动员1000多人参加卫生大扫除。毛泽东、朱德、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了大扫除活动。毛泽东还向参加大扫除的同志讲话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1939年4月7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把卫生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社论，号召军民把“卫生运动广泛地推动起来。这是不可缺少的伟大的抗战工作的一部分”。从此，打扫卫生成为季节性或节日性的经常工作。194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中央礼堂举行防疫动员大会，边区政府制定一系列措施，部署开展防疫工作。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号召：“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同年6月30日，边区在中央礼堂召开有3000多群众参加的卫生动员大会，广泛动员党、政、军和群众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出要彻底改变边区“群众财旺人不旺及疾病死亡的严重问题”。7月，边区卫生处举办卫生展览，成为推动卫生运动的有效方法，引起广大群众的浓厚兴趣，参观的人不计其数，得到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领导的高度赞扬。

在农村的卫生运动中，边区政府发挥县、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和小学教员的作用，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帮助群众订立卫生公约。同时通过组织秧歌队、戏剧团，以“卫生歌”、“勤婆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和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卫生常识宣传和“崔岳瑞运动”，唤起群众反巫神、开展医疗卫生工作，推动了边区卫生面貌的改观。至1944年上半年，延安市共挖厕所783个（平均4户挖一个），挖垃圾坑76个，添修猪圈100多个、牲口棚130多个、水井19个，食品商店、食品摊也都做到有纱窗防蝇设备。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提出：全边区150万人民“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此后，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获得了大发展，边区的医疗工作群众的健康均有很大提高，出现了“人财两旺”的局面。

边区体育事业的发展  1937年至1942年期间，边区相继成立了苏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委员会等。1942年1月25日，朱德、吴玉章、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倡议的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朱德、吴玉章应邀参加成立大会，通过《新体育学会简章》，推选朱德为名誉会长，张远等7人为理事。会后，边区组织编辑体育教材，培养业余体育干部，开展体育理论研究，出现了体育运动的景象。

1942年9月1日至6日，延安举办的“九一”扩大运动会，是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运动会由朱德任会长，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李富春、萧劲先任正副总裁判，徐向前、曹里怀、王震、刘景范、徐特立、吴玉章、邓发、谭政等任裁判委员会委员，叶剑英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胡耀邦等任委员。运动员来自各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各分区、县，共1300余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跳高、跳远、篮球、排球、游泳及掷手榴弹、掷垒球、爬山、超越障碍、射击等军事项目，还有团体操、网球、足球、棒球、骑术、跳水、潜水、摔跤、举重、刺枪、单双杠、垫上木马、舞蹈、武术、水中救人、水中寻物、水球等表演项目，可谓盛况空前。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回忆延安体育生活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的跑步，作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作集体游戏。”边区的群众体育可见一斑。

边区各地每逢节日或庆典活动，都要举行一些节令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如打社火、踩高跷、扭秧歌、打秋千、踏青、放风筝、拔河、赛马、登高、耍水、打腰鼓等。武术、角力、举石、爬木城、狩猎，以及骑兵打仗、抬飞机、抓特务、过敌人封锁线、夜间放哨等习武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在继承古老程式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此外，打铆球、赶老牛、击木、乡土棋、持子儿、踢毽子、跳绳、打水漂、瞎子捉拐子等游戏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也深受边区男女老少的喜爱。

二、文教工作大会

为了总结边区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和奖励文教工作的模范，更进一步明确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1944年6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和边区文协朕合发出召开全边区文化教育大会的决定，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并组成五个文教工作组。各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许多典型材料，推荐典型人物。绥德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和延安市还召开文教会议，选举产生出席边区文教大会的代表。

1944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共有450余名会议代表，加上来宾、旁听者千余人。出席会议的有8个代表团，分别来自延属、绥德、三边、关中、陇东5个分区、部队、延安的机关学校和少数民族，代表中有边区的工农兵文教工作者，有热心边区文化建设的绅、商，有蒙、回等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有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作家、艺术家、医生，以及热忱帮助边区文教建设的国际友人等。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群众文化运动，主要是教育、卫生、艺术、报纸四个部门的工作，检查和总结过去、特别是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李鼎铭等中央和边区的领导出席开幕式。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主持开幕式，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柳湜致开幕词，认为“一年来由于执行新的文教方针，边区各地已有不少成绩与创造，并从群众中产生了大批新的文教英雄。今天能在这里济济一堂，讨论150万人民的文教工作，的确是边区的一件空前的大事情”。朱德在讲话时指出：“今天文化教育工作上的巨大成绩，证明毛主席前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正确结论，发生了效果。”会议期间，高岗、刘景范、柳湜、李卓然、萧向荣、周扬等分别向大会作了报告。

10月30日，毛泽东刭会并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讲演，指出在文教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毛泽东强调建立广泛的文教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无论教育、艺术、卫生、报纸哪一项，就都是要告诉边区150万人民自己起来和自己的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等旧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困难的斗争，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

1944年11月16日，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闭幕，历时一个多月，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关于加强荣誉军人教育及娱乐活动的决议》、《关于发展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对81个先进单位和202名先进个人进行了奖励。其中集体特等奖31个，个人特等奖19名，个人甲等奖54名，个人乙等奖87名，褒奖25名，学习模范17名，集体普通奖50个。李维汉受边区政府委托，作了《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说：“边区笫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件重大工作。在全国说来，这样的大会从来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前途，因此，我非常为中国庆幸。”

边区文教大会不仅总结了文教工作的经验，而且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充分“表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长足的进展，将来修中国文化史的人对此不可不大书一笔”。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