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行动，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因而受到国内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国际上巨大的反响。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共43天。经过普遍交换意见、针对实质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协议三个阶段：分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谈，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的磋商。

国共两党会谈本应各有方案，但国民党开始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国民没有自己的具体方案，一是没有料到毛泽东一定前去；二是没在战后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而是抱着看看共产党的“要价如何”再商定的态度。当然，这绝不能说国民党蒋介石没有既定的方针。在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即拿出他“对毛泽东应召来渝的方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29日，蒋介石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不要简单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所有的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以此为中心也。”由此可见，国民党在实际谈判中对“政治”既不“宽容”，对“军事”尤其“严格”，其方针是确定的。

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方面以征询中共意见为名，要中共先提出方案。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会见张治中、蒋介石。在同蒋介石会面时，蒋介石提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且提出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老调。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以来和眼前的事实，说明中国的内战危险是存在的，谈判就是要在停止内战，承认实行和平建国方针的前提下，商谈有关国是的重大问题。双方意见陷入分歧。之后，蒋介石再次强调应以他为国民党代表确定的三原则进行会谈。同日傍晚，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初步接洽，商定此次谈判应解决和平大计（一般原则由蒋介石、毛泽东直接商谈）、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置等）、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三个主要方面。

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桂园约见王世杰，就谈判涉及的八个问题表示了原则意见：（一）在国共谈判有结果时，应召集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三）应给人民同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府；（七）中共军队须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政府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接着，周恩来与王世杰继续商谈。当晚，毛泽东同蒋介石就中共军队整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商谈。

9月3日下午，周恩来将根据毛泽东意见修改的十一项谈判方案正式提交国民党代表，其内容为：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二、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八、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一）由国民党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是，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及抗战后复员善后等项问题。（二）确定省制，信任地方，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组织省政府，其他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潮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各省与平、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副主席、副市长及委员。（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四）全国大赦。（五）实行紧急救济。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一）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部队已达120万人，亦拟逐步编成16个军48个师。（二）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上条16个军的驻防地区应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上述整编后部队的各级官位。（四）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五）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六）编余官位，实行分区训练。（七）解放区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军。（八）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九）确立政治教育计划。十一、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一）释放政治犯。（二）保证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三）取消特务。上述方案，是中共根据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力量状况和各种现实条件，提出的合理建议，是争取各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和解决政治民主化、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解放区的政府和军队问题尤其需要求得合理解决。

但是，当蒋介石看到中共的十一条方案后，立即拟定了《对中共谈判要点》，主要内容是：（一）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整编不超过“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二）解放区问题。“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三）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至于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但中共方面如现在欲即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予以考虑。”（四）国民大会问题。“已经当选之国大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国民党代表以蒋介石拟定的《要点》作为谈判的准则，逐条对中共的方案作了文字答复，交给周恩来、王若飞，对中共提出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均予以否定。但通过文件往来，双方的要求和意向，进一步明朗和具体化，使谈判目标更加集中。至此，两党初步交换意见告一段落。

9月4日，谈判及进入第二阶段，双方就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实质性问题进行具体商谈，这是谈判中最困难的阶段。谈判刚开始，周恩来建议依据中共提出的十一项方案进行实质性谈判，并指出：“国共第二期谈判我方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结束党治这主张，并未蒙中央采纳，故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问题未能解决”。在中共代表的一再坚持下，国民党代表表示开始实质性谈判，对中共所提的十一条做出一些回答。进入实质谈判后，虽然双方分歧与争论不少，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较为接近的意见。

从9月12日起，谈判触及中共军队整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双方斗争又趋向激烈。在12日、15日进行的第五六次谈判中，周恩来重申：中共现在的120万军队应编为16个军48个师，分期实施，在自行缩编后仍“驻于现在之解放区，不驻他处”；中共现在控制的19个解放区，在政治上已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民选政府，国民政府方面应予以承认；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中央政府加委；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中央政府加委；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市由中共推举副市长中央政府加委。国民党代表坚持全国军队缩编，只能给中共军队12个师编制，其驻地由中央政府确定，对于中共代表提出推荐相关省的主席、副主席、副市长等问题，国民党代表“以悖政令之统一”，加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中共中央时刻关注重庆谈判的进程，及时向党内通报谈判的情况。9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一）我们与国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二）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

为了打破僵局，9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准备作出让步。19日，周恩来在谈判中首先提出：关于军队数目，我方“愿让至七分之一”，即“如中央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为二十个师”。“关于军队驻地，我方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八个地区的军队撤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七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由中共推荐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的主席，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及天津、北平、青岛三市副市长；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又加以拒绝。9月21日，赫尔利与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回答称：不破裂，还要讨论。

由于国共谈判分歧很大，斗争尖锐，致使会谈于9月中旬一度搁浅，9月21日至26日休会。9月26日，中共中央就重庆谈判的情况，再次通知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在最近的继续谈判中，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国民党以拖延谈判，积极准备内战。“但是彼方困难很多，美国人民反对直接支持中国内战，使美政府政策受限制，蒋兵力不够，利用敌伪，政治上不利，内部矛盾太多，苏联的态度及我们强大力量，更使之头痛。”最后告知“毛主席在渝安全”。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提问时说：“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由于国民党没有放弃独裁、实施民主政治的诚意，但也没有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而共产党仍然希望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两党争端。此时谈判虽陷入停顿，但中共代表团却没有离开重庆。

重庆谈判陷入停顿，重庆各界人士反映强烈，希望国共两党谈判有所成果。毛泽东、周恩来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友好人士，反复阐明中共对谈判的态度和所持的立场，以及仍然抱有继续谈判下去的决心。从而使中间党派和各界人士及国际舆论更加了解中共对谈判的诚意。而国民党一边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一边派军队进占解放区，9月中旬准备进犯张家口、上党地区、邯郸地区，企图以军事压谈判。蒋介石曾密示所部，“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国民党军在山西上党地区和平汉铁路沿线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依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人民军队坚持自卫立场，奋起抗击，尤其晋冀鲁豫军区在山西上党地区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部3.5万人，俘虏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阎锡山失去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9月25日，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驻地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中间党派人士，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可继续谈判。27日，停滞5天的谈判重新开始。从9月27日恢复谈判到10月5日，国共代表先后进行了四次会谈，虽然双方在原则问题上的斗争仍然尖锐，但周恩来、王若飞在坚持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一方面提出了双方更容易接近和解决的问题，并表明对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可在本次谈判后继续谈，以求得解决。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对张治中、邵力子的团结争取，推动他们从中斡旋，进而使随后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时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代表的赞同。10月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代表，并告知他们：“毛泽东来此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

10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局、各区党委，再次通报了国共谈判及目前时局情况，指出：国共谈判停顿数天后，“又继续谈”，“我方处于有理、有利地位，国民党防御招架。双方代表曾招待民主同盟，同盟诸人批判彼方”。鉴于谈判的困难，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难以达到，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坚决斗争，迅速扩大与编组力量，争取新解放区广大群众，加大城市及铁路工人中的工作”，“确实截断铁路，阻止顽军行动”。

国共谈判涉及和平建国方针，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日伪军受降等问题，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性，国民党却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要求中共“放弃地盘”，取消解放区，因而谈判一波三折，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实质性问题的谈判进展不大。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