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与民主同盟等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就建立了相互联系。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傅斯年、褚辅成为调解国共关系，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并同中共商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办法，由重庆飞抵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

这些人虽然以商谈国是的公务访问延安，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感奋不已，溢于言表。黄炎培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盛会上坦陈观感，说道：在延安，“第一，看不到一块荒废的土地；第二，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民。其次，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艰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很好”。左舜生从延安回到重庆，跟友人谈及延安观感，感受最深的一是“他们军人的素质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绝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一次，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问及他访问延安的感想，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见解后，毛泽东颇有底气地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深表赞同，说“这话是对的”，并认为“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7日，6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先后发表了《延安归来答客问》和《延安五日记》，盛赞延安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对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言论予以回应。黄炎培在《延安归来》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他还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对未来充满希望溢于言表。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重庆又见到黄炎培，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许德珩、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向他们介绍谈判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分歧，阐明中共对和平谈判的真实诚意，并就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等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希望他们同中共团结起来，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

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与民盟领导人张澜多次交谈。到达重庆第三天，亲往张澜府中拜访，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所提出的主张和措施，以及解放区的社会新貌、人民生产和生活等，使张澜佩服不已。当张澜向毛泽东提醒蒋介石会不会演“鸿门宴”时，毛泽东从容回答说，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9月2日，张澜以民盟的名义，在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他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毛泽东还同在场的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动的往事，融洽了彼此的感情，加深了相互的了解。

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团结交换意见，张澜等都表示尽力斡旋，争取改善国共关系，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张澜愤慨地说：“公开打电话请你们来谈判，又背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于是，9月14日由张澜出面约请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来特园商谈，听取国共谈判近况。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是“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已就原来所提十一项建议的方案作了让步。张澜便质问张群、邵力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张群、邵力子当即解释他们正在进行实质性的商谈；向解放区进攻一事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他们不甚了了。

9月15日，当国共双方代表就光复省区的划分、双方军队的驻地等问题进行紧张谈判时，毛泽东来到特园再度与张澜密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近况，并指出目前关键仍在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同人民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却说“根本与国家政令军令之统一背道而驰”；实则使谈判陷于停顿，借此在美国支持下，阳为运兵接收，阴为准备内战。张澜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张澜建议“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他还表示：“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对这些建议欣然一一采纳，并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9月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舆论上促使蒋介石国民党认真将谈判继续下去。

毛泽东在重庆会见宋庆龄时，对她不顾个人安危而献身国家民族的精神表示赞赏和敬意。在会见冯玉祥时，毛泽东对他政治上的进步倾向表示赞许。冯玉祥则盛赞毛泽东来重庆象征着国内团结与和平。柳亚子会见毛泽东后，向毛泽东赠诗。诗云：“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词，毛泽东即把1936年2月所作的《沁园春·雪》写给他。随后，这首气魄雄伟、脍炙人口的词广为传抄。

毛泽东还会见国民党当权的上层人物。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成铁板一块。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右派，不要放弃和他们的接触。9月22日，在拜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时，毛泽东讲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并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不发人深省吗？毛泽东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自若，揭露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他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共对国内时局的主张，要他认识人心的向背，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毛泽东这番满含机锋的议论，使陈立夫窘迫无词，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谈判“尽力效力”。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接见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团体代表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等，指出：在帝国主义掠夺和官僚买办资本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正确的遣路。在现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对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多朋友对待。工商业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改革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并了解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毛泽东回到延安，总结重庆之行的收获时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