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 信息来源: 延安精神在莲城
  • 发布日期: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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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陈中虎  陈孝良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分界的南北朝鲜的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北朝鲜的全面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场其严峻的考险。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的请求,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朝保家卫国。从1950年10月25日在朝鲜温岭地区与敌军遭遇打响第一枪,到1953年7月7日停战协议签字,历时33个月。把要“饮马鸭绿江”“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的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赶回到战争发起地“三八”线。中朝军队共毙伤俘敌109.3万人,其中美军39.3万人,南朝鲜伪军66.7万人,其它15国军队3.3万人。击毁缴获敌坦克3,000多辆,击落击伤敌机12,000余架,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化武装的美国侵略军的辉煌胜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说:”在我执行的政府训令中,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荣誉,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毛泽东说:“这一次我们摸了美国军队的底……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那么回事。”

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百万英雄儿女浴血奋战的伟大成果,是中国亿万人民同仇敌忾、共赴艰难书写的民族史诗,是毛泽东谋略胆识、军事智慧、驾驭复杂局势能力与斗争艺术巧妙结合的光辉业绩。

高瞻远瞩定决策

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就在国事如山的繁忙中,时时关注事态发展和思考可能发生的后果。在朝鲜人民军南进顺利时,毛泽东就估计到可能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侧后登陆。当朝鲜人民军在南进洛东江与美、韩军处于胶着状态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上,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当然时机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同一天,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提出准备派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志愿军顺利出兵,是一个重要决定。

凡事预则立。早在7月7日,联合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议,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兼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几乎同时,毛泽东决定调几个军摆在鸭绿江边,组建东北边防军。任命高岗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完成一切作战准备。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上说:“就目前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性的可能性正在扩大。”“他(美国)在军事上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到朝鲜;第二运输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太平洋与大西洋;第三战斗力大弱”。“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那三次世界大战。那样干,无非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惧怕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并已作出了最坏的可能性的准备。但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个底线:“美帝国主义如果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

9月15日,朝鲜战事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切断了位于朝鲜南部洛东江边作战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9月29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美帝国主义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来也永远不害怕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深夜,金日成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早有思想准备,但要使一个刚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国力悬殊。1950年美国产钢8,72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我国产钢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美国有原子弹和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最强的工业生产能力。就连远比中国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敢为援助朝鲜而冒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援朝,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蒋介石还占着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不断叫嚣“反攻大陆”,我军武器装备落后于敌人,等等。新中国刚诞生,土匪敌特活动猖獗,经济极待恢复,人民生活困苦,如果战争打起来,国家负担不起。

10月2日到5日,中央连续三天会议。尽管毛泽东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但多数同志不赞成出兵或有疑虑。10月4日,毛泽东派专机到西北接彭德怀来京,彭说:“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不打不行。如果美国得逞,他随时都可找借口对你进行侵略。现在打,最多只当晚解放几年。”并愿挑起统兵重担。毛泽东了底,他尽力用充分的理由和真诚的耐心,对敌我友情况和发展趋势的利弊反复分析、比较、判断,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是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理也难过。”这是一个多么民主、何等艰难的决策!在争取到大多数同志赞同后,又经多方磋商准备,10月13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从10月1日金日成请求出兵支援,到决定志愿军10月19日开赴异国战场,这18天对毛泽东来说,在冥思苦想、无数次交流谈话、反反复复查看敌情资料中,一个个不眠之夜匆忙而又缓慢。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这个决心不容易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运筹帷幄战千里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时起,毛泽东就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朝鲜战场形势,仅从1950年10月19日到25日,毛泽东给前线发电报29封。10月23日电,彭德怀提出了赴朝作战的战略和战役指导思想:“一、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二至四个伪军师;二、敌机杀伤我人员,妨碍我方活动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弧立据点;如果敌人飞机对我伤亡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作战,则在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处于很困难地位;三、如果美国再调五至十个师来朝鲜,而这以前又未能歼灭几个美军师、几个伪军师,则形势对我不利。如果相反,则对我有利。总之,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1950年10月25日,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战役。这是由敌对双方在运动中不期而遇打响的。彭德怀称其为“遭遇与反突击战役。”毛泽东抓住敌人分兵冒进及东西两军互不联系的弱点,确立第一次战役战略为:“东线阻击,西线进攻”,经十三昼夜的英勇战斗,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到清川江以南,重创伪一师、美骑兵第一师,歼敌15,000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11月25日,我军发起第二次战役,12月26日,收复平壤,歼敌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我军取得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就在志愿军庆祝胜利、天安门彻夜狂欢,斯大林称“中国志愿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的时候,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及彭德怀的意见,明确判断:“战争仍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大部,不再歼灭美军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成立了“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要求立即停火。在这个要求前十一天,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敌人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让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要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停战谈判,最好我们不仅解放平壤,而且要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促进美国撤军会更有力量。”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第三次战役作战部署,志愿军6个军,人民军3个军团于1950年12月31日晚在20公里宽的正面发起进政,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前进16-20公里。1951年1月2日,联合国军全线败退,中朝军队于4日占领汉城,8日收复仁川,虽攻势凌厉,联合国军退守37线,但未能歼灭敌有生力量,而敌则有诱我深入、进行侧后登陆反击的企图,彭德怀果断下令结束第三次战役,部队退至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迎敌反攻。

三次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也改变了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看法。斯大林称赞彭德怀“不愧为当代大军事家”,同时也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积极决策。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短短的80余天里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决定用二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但联合国军依靠现代化技术手段,在迅速完成部署和补给之后,元月25日开始,由西向东全线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中朝军队被迫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元月28日毛泽东电令彭德怀:“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歼灭二至三万美军,以占领大田、安东以北地区为目标……”彭德怀感到吃惊:毛主席不仅不考虑后撤,还要南到大田、安东以北,接近36线地区,谈何容易啊!但彭德怀仍按照毛泽东指示,在中朝联军高干会上作了部署,决定采取“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在汉江两岸顶住敌人,东线将敌人有计划的放进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彭德怀电告毛泽东作战部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战役带有很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毛泽东回电:“部署甚好,预祝胜利。”

敌人集中5个军16个师3个旅加上炮兵,坦克兵,空军共23万人全线出击。而我虽有7个军,人民军3个军团,但因连续作战未有体整补充均不满员,再加上粮弹不足,英勇的战士仅靠一般野战工事逐山逐水节节抗击。上级及时提出运动防作战指示:战役上积极防御,战术上节节阻击和反击作战相结合。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力配系前重后轻。3月10日起第一梯队各军按预定计划有序向北转移。3月14日主动撤离汉城。这一个月的战斗中,借助春暖多雨的天气,和北方山多的地形,灵活进行阻击作战和运动作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从被动到主动,虽然失去了一些地方,但敌损失惨重,敌人平均每天前进1.3公里,付出千人伤亡代价。此时我军新入朝的3兵团、19兵团已渐抵前线,联合国军发现了我庞大的预备队伍到达,第四次战役结束。历时87天,毙伤俘敌78,000余人,我军付出42,00余人的代价。由于敌人遭遇重大损失而未实现战役计划,杜鲁门换帅,艾森豪威尔总司令被撤职,李奇微继任。

四次战役后,毛泽东与彭德怀不谋而合,决定从1951年4月22日到6月底,进行第五次战役,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成建制消灭几万敌军,然后向汉江以南推进。

此次战役规模巨大,双方投入兵力百万。但联合国军在装备上占优势,有制空权和机动灵活性。在穿插分割作战中,志愿军对敌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多次进行合围,始终不能消灭他,最多一个营被全歼。毛泽东5月26日电彭德怀“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只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最多两个营就够了”。“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5月27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副司令员陈赓,又申述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作“零敲牛皮糖”,“要将朝鲜战争长期性、艰苦性讲清楚,使全体干部战土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思想准备”。6月上旬邓华副司令员向毛泽东汇报第五次战设情况时,毛泽东再次提到“零敲牛皮糖,积少成多。逐步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才能使其知难而退”。

  第5次战役经50天奋战,6月10日结束,歼敌82,000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是五次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志愿军付出了75,000人的代价。从此,战争进入相持阵地作战阶段。

边打边谈握主动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美方已被迫表示愿意同我进行停战谈判。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这时,毛泽东面前出现了两条战线:政治战线、军事战线。一个是谈,一个是打。在长达两年之久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互交错,在边谈边打、又谈又打的局面下,毛泽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打的方面,7月2日毛泽东电彭德杯,对中朝军队作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阵地防御,防敌大规模进政,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兵力,防止敌人在半岛蜂腰部东西海岸突然登陆。

  谈的方面,毛泽东指定李克农、乔冠华作为谈判指导,并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谈判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应对办法。他亲自起草了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信,审阅修改了有关谈判方面的新闻稿,起草了有关停战协定的方案草稿,还对会场安全,代表住址、用具、食品等,一一作了安排,直到谈判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审阅修改朝方代表南日、中方代表邓华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这一切,都是为了“初战必胜”,不给敌方以任何可乘之机和可利用的借口。毛泽东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具体入微心细如针的工作作风,足见其责任担当的崇高品德和超人智慧。

  1951年7月27日,进人实质性谈判阶段,美国以要补偿其”海空优势”为错口,把停战线划在我军阵地后方,妄图不战而夺取我12,000平方公里土地,遭中朝拒绝后,敌方于8月18日至10月22日,先后在东线发动了夏季攻势和在西线发动了秋季攻势,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谈判中断,双方从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转到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中朝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条件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顽强抗击敌人的攻势,敌人只把阵地向前推移了646平方公里,却付出了157,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敌人秋季攻势刚刚结束,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向美国和世界郑重声明:”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谈判解决的时候为止。”谈判过程中,中朝代表每提出一项提案,都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时,我方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策略灵活的与之周旋,而敌人往往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宣布休会。而战场上,我依靠坚固的阵地,顽强的战斗意志,不断组织小规模出击。

  一小股一小股的歼灭敌人,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又迫使敌人回到谈判桌上来。就这样一打一谈,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打打谈谈,互相配合,到1952年5月,停战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只剩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了。

  中朝方提出按“日内瓦公约“全部遣返战俘,联合国军方提出“自愿遣返”,我方坚决反对。7月13日联合国军方提出新方案:人民军战俘遣返80%,志愿军战俘遣返32%,毛泽东致电李克农:“接受敌13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与敌破裂。我们具有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使谈判破裂,我们应与敌战下去。”与此同时,毛泽东令彭德怀主动出击。9月8日,中朝发起全线战术大反击。历时54天,到10月31日,歼敌25,000余人,我付出代价10.500余人。对这次反击,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用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在我发起全线战术性反击同时,美国为扭转被动局面,从10月14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金化攻势,妄想夺取上甘岭、五圣山,把自己防卫阵地拉平。在长达43天里敌人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重磅炸弹,投入兵力4万,把两座山头高度削低了两米。我军寸土未丢,仅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25,000余人的胜利,使美军再次认识到我军坚强的攻防战斗力。

  1952年12月,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观察,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在1953年发动大规模攻势,凭借其海空优势在我后方东西海岸登陆。毛泽东对前来报告战场局势的代司令员邓华指示:“决不能允许敌人在东西海岸登陆。”接着,毛泽东连续多次召开军委会议、书记处会议、有关部门会议,于12月20日正式下达《坚决粉降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毛泽东紧接着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严正指出:“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时候为止。”

  在毛泽东周密安排下,到1953年4月,从三八线正面防御阵地到后方的东西两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建成了大纵深的严密防御体系,同时加强了空军建设,火炮配备,补给加强。敌人探知我备战情况后,加上敌人盟国的反对,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4月26日,停止了五个月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这时毛泽东电邓华代司令员:“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准备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根据毛泽东指示,中朝军队于5月13日发起夏季反击战,迫使美方于5月23日接受中朝方案。谈判在即将取得重要进展时,5月24目,韩总统李承晚电艾森豪威尔:如果允许志愿军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退出联合国军,继续单方面决战。5月27日,中朝发动夏季反击战二阶段战斗,以打美军为主改为打南韩军队为主,一举歼灭伪军41,000余人,战果为第一阶段的十倍。

  6月8日,停战谈判拖延一年半的战俘问题,基本按中朝方面提案达成协议。6月15日,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全部完成,并且按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工作即将结束,停战谈判即将完成历史使命。恰在这时,6月16日李承晚又电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定,并在6月18日将人民军战俘27,000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停战协定,激起世界公愤。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于6月21日果断决定,再给南韩军队以沉重打击。急电刚从北京到达平壤,准备去板门店出席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到何时为宜,看情况发展方能决定。再歼敌万余极为必要。”

  彭德怀经充分准备,于7月13日21时,志愿军万炮齐鸣,金城前线25公里正面,我英雄战士突然发起进攻,仅两小时全面突破防线,历时14天,共毙伤俘南韩军队78,000余人,收复土地169平方公里,我伤亡32,000余人,敌我伤亡比例为2.3:1。此次作战,充分体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巧妙配合的艺术性,为抗美援朝最后一战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又辉煌的句号。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从7月27日22时起,全线战斗停止。就在停战前两天,毛泽东还电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议签字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方面自己严格遵守停战协议,一方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的破坏的挑衅。”如其说这个电报是对前线的提醒关切,不如说是毛泽东对浴血奋战的子弟兵深深思念!

胜利永远属人民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是很有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到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是取得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海军,步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的实际作战经险。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我军以劣势装备,敢于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较量,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他战争的起点——三八线,这是伟大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军威,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保卫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援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收复了自己应有的家园,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圆满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祖国人民把他们誉为“最可爱的人”,这是新中国伟大的立国之战!战争胜利已过去七十周年,可是战争胜利的意义,政治影响,精神力量,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的豪情壮志!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7周年及抗美援朝70周年的时候,再回忆这段艰难并将永载史册的战斗历程,回忆毛泽东对这场伟大斗争所作出的气吞山河的正确决策、细致入微的部署安排,不禁使我们深深感到:这场伟大战争的决策者毛泽东的战略胆识、准确预见、辩证地分析判断,不断深化和丰富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展示了其高超的领导艺术。

 (本文作者系本会原会长、常务副会长,现任本会顾问)

(编辑: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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