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夏季，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豫东战役、襄阳樊城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晋中战役、冀热察边战役等五个方向的作战先后展开，取得了被称为“五路大捷”的重大胜利，从而大大改变了全国战局。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革命已经跨入新的阶段，开始精心筹划新的方略。在军事上开始筹划行将到来的大决战，并不失时机地作出打大歼灭战，攻克大城市，歼敌重兵集团的重大决策。在政治上加快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等各项工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5月20日，刘少奇在中共华北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的情况是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是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现在中央的工作主要是华北局工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建设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8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为了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统一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到会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7人，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滕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等15人和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10人。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在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关于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毛泽东在报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他说，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力等。关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毛泽东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都在会议上发了言。周恩来在发言中集中讲了军事工作，他指出：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并且要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军队建设要充实野战部队，建立特种兵部队，加强地方武装，统一全军编制。刘少奇在发言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基本矛盾也作了长篇讲话，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四种经济成分构成，以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

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将这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决定向全党作了通报，并强调指出：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

九月会议的决策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中国人民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准备。从1948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中，以攻克济南为起点，随即将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阶段，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连续举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战役的发展，环环相扣；战争场面，气势磅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多人，基本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壮丽篇章。

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的战略指导、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的结果。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东北为第一个决战的方向。同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不同战场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全面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出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能够同心同德，分工协作，克服战略决战过程中的任何艰难险阻。

在战略决战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共中央加快了组建新政权的进程。战略决战展开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向中外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寻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有信心有把握提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定。其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还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即向党内发出这一指示。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有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中共中央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基础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毛泽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重心工作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研究和分析了中国经济政策问题。全会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大约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大约占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成分。据此，党采取的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改变它分散的、个体的性质，但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于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研究了中国的基本矛盾和党的政策问题。全会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矛盾，即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提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要求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政权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强调全党必须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全会提出了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全会提出要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在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权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这就是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全会提出坚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骄傲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鉴于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和中共将成为执政党，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居功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郑重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3月2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即将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是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和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入北平。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