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红色革命歌曲。它诞生于烽火战争岁月，歌词的内容最早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由毛泽东提出，几经补充完善；但他作为歌曲，是1929年首先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唱响的，1934年11月，程坦编词，套曲《土地革命歌》，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传唱，后由红二十五军长征一路传唱至延安，后传

遍全中国。

        提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革命传统歌曲，在中国恐怕是家喻户晓。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这首歌产生于红军时期，但却不了解产生的具体年代和歌词编者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机关领导的关心下，总政文化部先后委派专人对这首歌曲产生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汇集了有关资料，分别访问了最初编词者程坦以及当年与程坦一起工作的部队同志。1980年12月，郭述申等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老同志还撰写了程坦编写歌词的情况介绍。程坦，何许人也？恐怕知之者为数不多。本报记者沿着当年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一路采访，从而 揭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军魂之歌诞生前后鲜为人知的秘密……

最早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据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大学近现代河南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俊杰介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军训，最早在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由毛泽东提出；但他作为歌曲，是1929年首先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信阳商城、新县唱响的，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后传出大别山区；1934年11月，程坦编词，套曲《土地革命歌》，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传唱，后由红二十五军长征一路传唱至延安，后传遍全中国。

　　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根据革命斗争需要，毛泽东首先规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在遂川县草林圩，毛泽东听到老百姓对部队作风的意见，又为部队规定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6月，徐向前把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训带到了鄂豫皖苏区，以此整顿部队纪律。同年12月，古田会议提出了建军原则，其间，毛泽东就军队纪律征求意见，有人就提出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毛泽东听后同意补上去，由此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当时革命条件限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各个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传播，多是口口相传，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但字词多有不同。但当时只是一种制度，并不是歌曲。

鄂豫皖苏区的两支军歌

　　 1929至1930年间，鄂豫皖苏区出现了两支军歌，其中一首《红军纪律歌》就歌词而言，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可以说是一致的。说明在1929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传到鄂豫皖苏区。当然，歌词中并没有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加以区别，无从查实歌词的编者是谁，但在歌词的末尾，却又明确写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另外，歌词中也没有“洗澡避女人”，而“大便找厕所”改为“便溺找厕所”。除这两点出入之外，其他则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当时已在鄂豫皖苏区流传开来。

另一首歌是《土地革命歌》，这首歌词虽以严守纪律和注意事项为主要内容，但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两回事儿。词曲作者及歌曲产生年月已无从查考，但这支歌的曲调，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这个曲调，较之当时所流传的许多民歌小调，却具有一种军歌气质，不少音乐家都曾认定是一支“军歌”，或是在军歌基础上产生的歌。究其曲调来源，包括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内的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曾认为它可能源于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唱过的一支军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编者程坦也曾认为，“这个曲调可能是冯玉祥军队的一支军歌”。从1931年到1934年，原属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序列的岳维峻、张印湘等部10多个师（旅），都参加过“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军。红军当时也俘虏过不少西北军官兵。被俘官兵带来他们部队中流行的歌曲，被红军加以吸收、改动和运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虽然难以查明《土地革命歌》的出处，但歌曲首先从鄂豫皖苏区唱起来，红军战士在唱、游击队员在唱、地方群众也在唱。

　　“产生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歌》，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孙俊杰分析说，“其歌词写法，与《红军纪律歌》歌词，多么相似乃尔。程坦把《红军纪律歌》的词和《土地革命歌》的曲巧妙地变成一支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的歌词编者。”

萌发编成歌词念头

　　孙俊杰分析说：“《红军纪律歌》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歌词、歌曲形态，1929年就已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红军中传唱。以信阳商城、新县为核心的大别山根据地应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首唱地。之后，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使《红军纪律歌》传唱到更广大地区。我们发现还有鄂西、闽西版本，但时间晚于大别山苏区。传播途径有二：一是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传出，二是从鄂豫皖苏区口口相传，逐步扩散到其他地区。”

　　1932年10月，程坦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时，因为身患重病半路上掉了队，但又很快返回苏区，先在家中休养了几天，随后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是年11月底，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就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兼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从此以后，程坦就成为郑位三的得力助手，担任中共鄂东北道委秘书长。

　　在坚持鄂东北艰苦斗争的两年间，他是怎样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下缘分的呢？对此，孙俊杰作了详尽的介绍：1934年9月，程子华受中央指派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同时传达了比较原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宣传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程坦害怕战士们没有文化记不住内容，便萌生了把它变成歌曲让战士们传唱。程坦与程子华几次交谈后开始着手编写，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作曲人才，红军早期革命歌曲一般多是用填词的方法，套用当地民歌小调或其他创作歌曲的曲子。程坦在编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歌词内容吸收了《红军纪律歌》的词句，而曲子改用《土地革命歌》。程坦将歌词定为九字句，内容上进行了全新创作，形成了全新面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历史的见证人

　　无疑，程坦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创始人。对此，刘华清1980年1月25日曾说过：“他（程坦）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写成押韵的歌词，用了苏区流行过的《土地革命歌》这首歌曲的曲调，也就是现在所流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1934年11月，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并遵照中央命令开始长征。因此，这首歌在部队还没有传开。”

　　1934年10月2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工作决议》，决定从11月1日至7日为纪念活动周，要求红军与各游击司令部广泛学习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根据省委这一决定，郑位三除了安排印刷传单、组织演讲、开展歌咏活动外，他还找到一幅列宁头像，让刘华清临摹放大，准备召开大会时用来布置会场。其间，程坦参加和主持了这次纪念活动周的具体工作，给交通队和独立团演讲和教唱歌曲，其中就有他最新编成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恰在这时，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转战而来，11月8日这天，在光山县斛山寨打了一次大胜仗。消息传来，郑位三即带领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独立团，由天台山出发接应红二十五军，正好在花山寨附近相遇。11月11日，省委连夜在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程子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当机立断地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鄂东北道委机关和独立团，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团的建制也被编散。因此，最早从该团唱起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能够广泛传唱起来。而这一切，都为刘华清的回忆所证实。

        刘华清还回忆道：”当时，我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工作，当宣传科长。程坦同志编出歌词后，我即帮助他把歌词填入歌曲。我还刻过蜡版，印过歌片，也教部队唱过。歌词是程坦同志编成的，这是肯定无疑的。根据程坦同志讲，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他又整理过歌词，重新印过。”

在河南率先唱响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并且在河南率先唱响。这一点，对红二十五军有着深刻研究的孙俊杰教授十分肯定，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程坦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因为身体虚弱，领导决定给他配发一匹马。征途中，程坦用这匹马帮助过负伤的刘华清。一路上，程坦教刘华清唱这支军魂歌曲，两人的战斗友情更深了。程坦不但教刘华清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斗志，在河南沿途也教会了不少红军战士，这首歌渐渐在部队传唱起来。这支军魂之歌旋律昂扬，语调铿锵，深受战士们的喜爱！记者在走长征路时，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说，他当时就听到了红军队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些老人还能哼上几句。

        红二十五军通过行之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不断提高和巩固部队的士气。除了唱响《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红二十五军战士还喜欢唱《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因此，部队的士气一直非常旺盛，尽管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但部队没有开小差的。红二十五军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良好的纪律，赢得了沿途家乡人民的拥护。

编辑：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