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来源网络）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军对日宣战，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希望大团结，早日实现和平统一，恢复战争创伤。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从人民的愿望出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从延安乘专机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妄想把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据为己有，全部独占。于是背信弃义，挑动内战，大搞分裂，破坏谈判，阻挠国共合作，迫不及待地下了总动员令，向我各个解放区发动进攻，一心妄想侵犯和捣毁中国革命的心脏，解放战争最高统帅部——延安。

                                                                                                      一、建立隐蔽据点，取得百姓支持

一九四六年冬，胡宗南调兵遣将，以重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积极做进攻的准备。敌人要进攻延安，首先必须打通我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马栏。因为马栏是扎向西安胡匪巢穴的一把尖刀，又是我解放大关中的前沿阵地，因此马栏就成了敌我必争之地，战争一触即发。

形势非常紧张，边区的党政军民从政治上、思想上作了自卫动员，并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敌人侵犯边区，我们就打向敌区去，和敌人来个大换防。驻马栏的陕西工委和关中司令部决定派我携带武器和宣传材料，带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这次去的方光、任天兴、邵培田、贾全福、蒋志义、刘林等十多名同志，大多数是从部队中抽调的连排干部。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建立隐蔽据点，站稳脚跟，进行侦查宣传，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同时发动和组织敌占区人民群众反胡匪，以陕人治陕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地下游击队；搜集敌人的情报，测绘敌区咸榆公路以东同、富山区的兵要地图；为熟悉群众、熟悉地理环境，打好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我是关中司令部的侦察科长，接到命令后，我积极做好准备，带上短兵武器，率领同志们，以武装工作队的名义，于一九四六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傍晚。从淳县（当时边区设临时县）的聂家河出发，冲过敌人层层封锁的碉堡线，闯过敌人咸同路的重兵驻地，一夜急行军，行程一百一十多华里，赶黎明到达同官（现铜川）的陈炉镇上店。这里是伪第二保保公所的所在地，找到二保保长刘天升和一保保长王鸿俊，他们和我们有着密切的统战关系，后来均发展为中共党员。

到上店的那天，已是八月十五日，正逢胡匪在关中各县进行大清乡，封锁道路，严禁行人，挨村挨户清查户口。就在这一天，大荔伪专区保警大队在蒲城荆姚镇的南姚村围剿杨虎城原部下团长韩子芳（外号韩剥皮），这次围剿韩子芳被击毙。我们一进入敌占区，就碰上这样一个严峻时刻。我们在刘天升的掩护下，在村里隐蔽了一天。当天晚上，我们十多个人就转移到陈炉镇的第三保里七坡，后来又转移到和富平白庙山连接的石马山，在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住了下来。我们住下以后，就地分散活动。开始，我们没有暴露身份和武器，只给当地群众收糜谷，干零活，做活不要钱，吃饭开饭钱。我们的行动，引起了群众的怀疑。群众的怀疑，我们也察觉到了。亮不亮我们的身份，我们做了分析。这里离边区近，过往经商路过这里常谈及边区情况，群众对我们的政策多少是了解的。再则，这里住的都是贫苦农民，是我们的依靠对象，于是就以实言相告，说明我们是马栏来的老八路军，化装成老百姓为的是便于活动，讲清我们这次来的任务，就是揭露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进攻边区的罪恶，并给群众讲明，万一打起仗来，我们打过来就要解放这里。通过说明我们做活不要钱、吃饭开饭钱，还给群众宣传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我们说明，群众的疑团解除了，对我们分外亲热了，腾出热炕让我们睡，给我们烧水、做饭，帮我们放哨，探敌人的动静，给侦查人员带路，搜集敌军从潼关到西安、由西安到咸铜线一带的敌军番号和有关军事情报。仅仅几天功夫，群众和我们就成了一家人。有的同志说，到敌占区才几天，老百姓就对我们这样亲，和边区没有什么区别。可见，敌占区的群众渴望早日解放的心情多么迫切。人民的拥护，就是我们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最可靠的保证和坚实基础。在这里住了几天，我们从石马山又转移到陈炉镇上店的芋寨村、龙王山一带。凡是我们活动的地区，如有人来找，群众弄不清楚的，绝不让见面。有时群众还主动盘问可疑的来往行人。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我们就耳朵灵，眼睛亮，工作很主动。

有一次，我们住在陈炉镇东的上店，芋寨两个村子。有一天天黑以后，陈炉镇的镇队付副罗巨瑞派人送来情报，说镇上来了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镇上的消息，行动严密，叫我们马上转移。那天晚上，可真危险。我们的同志在两个村子住的很分散，直到凌晨才把人集合起来。我们前脚出村东，敌人后脚就进了村西。我们安全转移了，敌人包围了村子却扑了空。事后了解，因为我们的频繁活动，给敌人同官县地方政权严重打击，敌人拿我们没有办法，就请了国民党部队来围剿，结果敌人的愿望落了空。

我们在同、富边沿地区活动了半个多月，建立了数十个隐蔽据点：同官地区有上店、芋寨、里七坡、何家沟等，富北一带有底店、化石村、白庙白凌沟、大水峪的三尺、老庙的万家窑、长春的三条沟、漕村的周家坡、大渠里、尚书村、小惠的西王家等。由边区到敌区往返有了立足之地，活动有了藏身之所，不仅熟悉了群众，熟悉了地理环境，同时也摸清了敌情，为游击队的扎根、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一次，我奉命返回马栏，带着十多名同志天快亮时走到文王山下楼子村的田河，发现前边约二百米处就是敌人的碉堡。看来，从这里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是很困难了，正好附近有一户群众，是一个三间巷间棚有楼的独家院。我们就决定在他家隐藏起来，晚上再行动。不一会儿，邻村一个杀猪的老头来叫门，一进门就被我们扣留了。过了一会儿，杀猪的老婆领着两个国民党兵来找老头杀猪，一进门也被我们扣留了。后来又有五、六个国民党兵来这家叫门，嚷着要买核桃呀、鸡呀什么的，看样子似乎要过什么节日。不管怎样，凡是进了这家门的，全都被我们暂时扣留了起来。小小的三间楼上一天就扣留了40多人，我们的心情也紧张了一天。好容易盼到天黑，等到黑静了，我们放走了群众，带着七个国民党兵顺利越过敌人的碉堡，很快回到了马栏。后来才听说，我们这天的活动很快就被群众传开了。不用说，群众很高兴，可是却吓坏了敌人，他们的警戒更严了，士兵不准外出乱跑了，怕再被游击队抓走。敌人这一严，对群众的干扰也少了，对我们的活动也方便多了。

                                                                                                 二、组织地下武装，动摇敌军政权

胡匪进犯我边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气焰也越来越嚣张。我边区军民的自卫还击，也处于战备状态。这已是一九四六年的十月下旬，我奉命二次进入敌区，和我同行的有政治部派的雷震东、马爱云，陕西工委派的周惇，还有地下武装人员惠章杰等，我们共率领了二十余名全副武装的军政干部，并带了两挺轻机抢。走的路线和前次一样，先到聂家河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由这里动身，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以急行军的速度，一个晚上，先到了陈炉镇的上店，以后又转移到富平的底店、曹村、赵老峪、老庙、大水峪，同官的红土镇、云蒙山、北申沟、蒲城的杨家河一带。

这一次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扩大地下武装，摧毁敌基层乡、镇、保、甲制度，破坏敌人的征兵、拉夫、派款、征粮，秘密建立我们的地下政权组织，打开敌人的粮食救济贫苦群众，切断敌人粮秣、弹药供应线。目的是动摇敌人，震摄敌人，使群众得到实惠，积极靠拢我们，以扩大我们的地下武装，开展游击战活动。我们到敌区不久，我和雷震东、惠章杰，配合同官许天杰同志领导的游击队，摧毁了同官县红土镇乡公所，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又打开仓库，把二百多石麦子救济了当地的贫苦农民。这次战斗，打开了局面，扩大了政治影响，争取了群众，动摇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使他们对敌区的社会治安难以维持，对人民的反抗斗争无法控制。

对于敌人基层政权的首脑人物，我们都作了详细调查和慎重的分析，采取了不同的对待办法。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我们就坚决打击彻底镇压；比较开明的人员，做好工作，尽力争取，热情团结，化阻力为助力。像流曲乡的乡队付沈成统，曹村南崔的保长陈有才，曹村二保保长刘德仓等都被我们教育争取过来。还有同官红土镇二保保长左新荣，以枪支弹药作为给游击队的进见礼，又杀猪宰羊宴请我们。陈炉银的乡队副罗巨瑞帮我们送情报等，都得到我们的热情团结。

对国民党怀有不满情绪，和我们又有统战关系的进步势力和进步人士，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像底店的惠显峰，老庙乡乡长张志林，老庙东留村的刘铁山，三条沟的吴云杰，同官里七坡的赵巨贵老汉，赵老峪的总甲长路建祥等，他们都是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积极帮助我们，掩护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借粮给我们，帮我们送情报，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热情地关怀和帮助。由于我们十分注意统战工作，所以吸引了好多人都参加了游击队，使我们游击队的成员一下子猛增到七十余人，成为当时活动在同、富、蒲三角地区很有声威的一支人民武装。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敌人非常注目和害怕。他们调动伪乡保警队到处把关设卡，阻挠我们的活动。以富北来说，东有薛镇乡的保长赵有贤，西有曹村乡的乡长马中俊，同官县红土镇的镇长刘彦兴等处处阻挠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当时，虽然斗争激烈，环境复杂，由于有可靠的群众基础，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活跃，按照上级的指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活动了一个多月，接上级指示把扩大了的游击队带回边区，进行了军事、政治和游击战术的训练，以适应斗争环境的需要。

                                                                                                    三、胡匪进犯延安，游击队员反击

敌人的凶相终于暴露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胡宗南以七个整编师共十五个派，约十四万人的兵力，加上宁夏、青海、榆林等地的敌军部队，共四十三个旅，二十三万余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开始了进犯。胡匪的十五个旅，从南面分两路，沿咸榆公路，从两侧冀向我延安大举进犯。又用五个旅的兵力在陕甘宁交界的鵰翎关，以钳形分进合击，妄图首先包围并吃掉我驻马栏的主力新四旅和警一旅。我驻马栏的陕西工委、专署、分区司令部等，所有机关、家属，和敌人在鵰翎关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我军事先控制了制高点，压制着敌人的行动，掩护机关、家属进行了安全撤退，随后我主力部队也冲出重围，摆脱了敌人的分进合击包围。这时，我又接到陕西工委和马栏司令部的指示，任命我为富平游击队支队长，邵武轩同志任政委，率领经过短期训练的七十多人的富平游击队，在这敌军侵犯边区，炮火连天，烧杀、抢掠和层层包围的严重关头，我们又从马栏出发了。我们这次出来，是边打边走，沿途经过陈家楼子，窑峪、香山、前后芋园，高山槐，上下金马，慕幻原、柳林河、同官原、黄堡等地，整整转了三天三夜，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第四天天快明的时候，我们才到陈炉镇，进而转至富平的赵老峪、大水峪、底店、老庙、蒲城、白水几县的三角地带，以富平游击队的名义，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活动。

由于胡匪已进犯延安，敌人的反动气焰非常嚣张，而保安团、自卫队等地方反动武装也紧锣密鼓地配合敌正规部队，向我游击队进行清剿、扫荡。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我们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办法和敌人进行周旋。有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进行政治鼓动，发动群众；有时集中起来，避开敌人主力，寻找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武装。赵老峪地区伪保长赵有贤，是一个反共的顽固家伙，经常伙同他的外甥和我们作对，设关卡，要路条，勒索过往行人，对我们开展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并在赵老峪的掌巴山清围剿我游击队。为了杀一杀敌人的嚣张气焰，我游击队班长李积金，采取釜底抽薪、断其左右的办法，镇压了赵的外甥，并对赵进行了警告。从此以后，赵的嚣张气焰大大收敛，再也不敢对我们张牙舞爪了，我们的工作在这个地区也活跃起来了。

                                                                                                      四、插入敌人心脏，离间拔掉钉子

我们有时在当地活动，有时到较远的地方出击，到处迷惑敌人整得敌人草木皆兵。一九四七年八月间，游击队派中队长任忠义同志，化装成有钱人，坐着一辆轿车，车内藏着武器，带着几名队员准备进行一次远途伏击。他们由富北出发，到县城西的亭子村，晚上在这里住了一夜。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看到有人时，有的队员就有意地打着伪国民兵团团长李鸿才的招牌说：“李鸿才老叫我们买东西，又不给人钱......”使人感到我们是很有来头的。第二天到三原县，由三原又转到临潼县徐杨的上寨村，在杨百忍家里住了了一夜，又转到泾阳县的永乐店，在附近一个村子隐蔽了起来。这里离西安几十里地，可以说已深入到胡匪的心脏地区。我们的游击队在这里活动了一个时期，作好了群众工作，疏通了伪乡公所的有关人员，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在一个晚上。任忠义同志以伪专署人员的身份，叫开永乐店银行的大门，对银行进行了突然袭击。敌人在这里驻军相当多，听到枪声，连锁反应，一时三刻到处枪声响成一片。这次出击，虽然没有打开银行的保险柜，游击队敢到这里来活动，足以使敌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吓得敌人的火车也中断了两天。

伪曹村乡的马中俊，是个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对我们在曹村一带开展工作极为不利，游击队早想除掉这个坏蛋。我们经过研究运用离间敌人的办法，进行分化瓦解敌人，扬言马中俊和共产党有关系，引起敌人内部互相猜疑。这个办法很快发生了效果，敌咸阳专署命伪富平县政府和国民兵团，逮捕马子俊。伪县府派穆省三(我地下党员)去执行。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将这个罪恶累累的坏蛋枪毙在富平大奕学校。为了瞒哄敌人，以共产党嫌疑持枪反抗拒捕为由，谎报敌咸阳专署，就此了结了此案，拔掉了我们心目中的一颗钉子。

                                                                                                      五、神出鬼没作战，敌人心胆俱裂

我们富平游击队在敌占区活动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除取得以上成绩外，还有大大小小不少战绩：

继同官红土镇之后，在富北第一次捣毁底店保公所，收长短枪十余支；

一九四八年春，捣毁敌老庙乡公所，缴状长短枪五十余支，打死敌乡队付一名，俘国民兵四十多人，经过教育，大都参加了游击队。

一九四八年春末，我六十多名游击队员，由教师惠章华作内应，于某晚开了薛镇乡公所后门，和敌乡长雷楼一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国民党兵激战一小时，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我无一伤亡。

一九四八年夏初的一个晚上，我游击队四十余人，在黄堡镇二十里铺，潜伏在一个骡马店内，伏击敌由咸榆线下来的军车，约定的暗号是“牛娃下来了。”时间不长，敌人从延安往下转运军事物资的二十辆汽车过来了，我们以十多分钟的速度，截击烧毁了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其余敌车仓慌逃掉。这次伏击，缴获捷克式机枪一挺，卡宾枪一支，短枪一支，俘敌二十多人。

我们不仅能捣毁乡、保，消灭小股敌人，最后还能成排、成连、成营的消灭敌人大股部队。在富北大水峪的娘娘庙一战，就是消灭了富平县伪国民兵团黄楚三的第二营一个整营。黄在败绩中狼狈逃窜。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二百多支，俘敌二百多人，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在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击敌人地方武装的同时，我们还发动和组织群众抗粮、抗丁、抗捐，破坏敌人的征粮、征兵和派款。在破坏敌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我们曾在同官北关，割断敌通往金锁关、石柱原的军事电线，摇倒了不少电线杆子。在岔口以南，炸断了“104号”铁路桥梁，使敌人成铜铁路瘫痪多日。

我们富平游击队，在深入敌区的日日夜夜，神出鬼没，从开始的同官陈炉镇起家，东杀西闯，一直扩大到同、富、白、蒲、五个县的边沿，一年多的活动，打得敌人心胆具裂，再也不敢在沿山一带侵犯我游击队，骚扰当地人民群众。游击队的影响越来越大，战斗力越来越强，威信越来越高，活动地区越来越广阔，力量也越来越壮大，队员由十多人发展到三个中队几百人。解放和控制了方园几百里，计七个乡、镇公所，五十多个地保的地盘，建立了地下党政基层组织，有力地配合了我主力部队的作战。更重要的是，富平游击队根据地的创建，给一九四九年关中东路早日解放，打下了可靠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八年冬，上级调我回边区另有新的任务，游击队的工作移交给邵武斩、王维、周友才、田邵西等同志，我北上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张雨薇 整理    何利军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