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中共中央办公厅1986年103号文件）

1985年9月4日至10日，冯文彬、宋时轮邀请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西北红军战史》中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通过座谈，已经取得或基本取得一致认识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1

关于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的性质问题

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农民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活动，到1931年下半年发展到三百余人，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组成南梁游击队。1931年春，中共山西省委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南段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敌人“进剿”下，西渡黄河，深入陕北，发展到三百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931年10月，两支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对这两支游击队的性质，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经过座谈，大家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加以分析。从本质上看，南梁游击队成立初期，成分比较复杂，作风纪律不够好。但是，这两支游击队当时都有党的领导，他们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后来他们都是组成西北红军的基础。因此，尽管当时部队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部队的番号也有不同的叫法，但应肯定这两支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2

关于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缴第二支队枪的问题

1931年10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同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支队，南粱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部队进驻正宁县三嘉原后，谢子长同志和部分其他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于1932年2月6日（春节）缴了第二支队的枪（有的称“三嘉原缴抢”）。部队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3

关于“南北分家”的问题

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地区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这时部队中一度产生了失败情绪。在游击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李杰夫（游击队政委）、黄子文（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但是，后来“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都反对“分家”。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于谁起了主要责任，就不必再过于计较了。认识尚未取得一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关于1935年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委成立至2月21日谢子长逝世，在这十六天中是刘志丹还是谢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的问题；二是关于1933年12月谢子长到达陕北时，他的职称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的军事特派员，还是派驻陕西或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的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说明这一问题的原始资料，而个人回忆又各不相同。鉴于上述问题都不是重大是非问题，即使认识上有分歧，也不会对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建议：第一个问题，在没有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原始资料之前，似可采取暂时回避的办法，只写成立了西北军委，不写由谁担任主席，也可两说并存，写作刘志丹任主席（一说谢子长）。第二个问题，军事科学院在座谈会以后，按照会议上的提议，派人访问了当时中央驻北方代表秘书长李华生同志。李说：“谢子长同志是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因此，建议在没有找到可靠文字材料之前，似可以暂取李华生的说法。

（注：遵照胡耀邦同志指示，冯文彬、宋时轮同志于1985年9月4日至10日，邀请原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西北红军战史》中若干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会后，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就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中央办公厅在印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中说：“这个《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西北红军历史上有争议的几个问题，统一了认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会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

周国祥•辑著

（原文编辑：高婉鑫｜审核：王麟; 延安红云平台赵仕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