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历程中，非常重视青年群体的重要作用，将革命节日的纪念活动变为促进青年群体觉醒、构建青年国家意识以献身抗战救国的重要场域。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我们党广泛借助纪念革命节日这一手段动员了大批青年投身抗战大潮以贡献青春的力量，这一实践在“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开展得尤为广泛。

一

在民族危亡之际，激发青年群体投身革命事业，于实现“大我”中构建“小我”，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为此就要对广大青年进行正确的革命教育。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共同着力，特别是通过开展节日纪念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在对青年革命历史的回顾中肯定其重要作用，构建青年群体革命话语，提高广大青年思想认识，推动更多青年致力于抗日救国大业。

“五四运动对青年尤其有着严重意义，从五四起青年才有独立的群众性的运动，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先锋地位被社会所公认。从五四起，青年的各种切身问题……改善家庭婚姻、教育职业等问题才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五四又是中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开端”（《五四青年节宣传大纲》，《晋察冀日报》1940年4月16日）。作为节日纪念的应有之义，在边区革命节日纪念大会上，党组织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代表着正义和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以节日纪念活动为载体在边区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作了铺垫。对青年群体的高度重视与作用的肯定始终是纪念大会、座谈会等活动发言中的重要内容。“我们青年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我们的肩膀上拖着全民族与全人类的希望”（《边青救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晋察冀日报》1940年6月29日）等观念成为共识，激励着青年奋起抗战。

在党中央的指示下，边区政府在动员实践中对青年的权益保障给予了切实关注。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颁布，在对青年抗日三年来取得的既有权益加以巩固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更多的权益和要求。在政治民主方面，早在1940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常委会就作出了“争取青年民主权利，并给青年生命和自由各种确实的保障，减低参政年龄，要求改善青年生活”的相关决定。此后，边区18岁以上青年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得到重视与落实。《双十纲领》再次在法律意义上规定了青年在政治上的完全自由平等地位。1941年彭真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提到“青年公民积极性最高，在村选为百分之九十点七，在区选为百分之九十一点七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这表明，这些举措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参军参政的热情。

在加强先进文化学习方面，我们党要求肃清一切陈腐的封建的亡国的反动文化思想，不断加强青年革命理论的武装，广泛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国民教育是培养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的重要举措。《双十纲领》在文化上明确提出针对青年儿童的“四大教育”：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创办战时教育、保证知识青年反对敌寇汉奸的奴化教育、儿童则树立优良的家庭教育，为传播先进革命理论、抵制反动思想提供了抓手，提高了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与此同时，保障边区青年方方面面权益的相关举措也不断扩展丰富。“反对早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家庭对青年的残酷虐待，要求青工同工同酬，要求救济失业与被难青年，提起儿童保健工作的注意和注视，动员青年参加一切民主民生的斗争，及发起青年的互助友爱精神，不厌其烦的一点一点的解决生活的问题”（《晋察冀日报》1940年6月29日）等一系列保障青年权益的举措被提出。此外，还建立了青年劳动服务营，并“组织失学失业青年，使其具备生产技能，获得谋生工具，积极的予以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机会”（《青年劳动服务营计划大纲》，晋中市档案馆藏）。

二

我们党在青年工作中认识并强化了节日纪念活动的双重属性。“为推进团务活动，加紧团员训练，特规定每月之第一星期日为青年日”（《青年日实施办法》，晋中市档案馆藏），并规定节日前一周为“运动周”，当月为“突击月”，举办包括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在军事方面，有野营测验、运动会等活动项目，在政治文化方面，有青年战士的政治讲演、政治测验和文化测验，在体育方面，有篮球、足球、排球、跳高、跳远等活动，在娱乐方面，有歌咏比赛和演剧等（《我们热烈准备着纪念五四青年节》，《晋察冀日报》1942年4月23日）。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政治动员的主题色彩相当明显地融入节日纪念活动下青年的各项娱乐项目中，比如在歌咏比赛中，歌曲的选择大都以提高民众抗战情绪为考量。在民族解放的革命情境下，“怎样更加广泛团结与动员群众、游击区青年参加边区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种建设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北岳区青救总会发布关于纪念五四的决定》，《晋察冀日报》1942年4月9日），边区青年在融入助力边区建设以加强抗敌斗争主题节日纪念活动号召下，以满腔热忱投身发展边区社会事业之中。

党中央发文确定“‘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参战运动周，各地尽可能的开‘五四’纪念大会，组织青年扩大参战运动，加入军队，进行慰劳部队……优待抗属等”（《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7—1949.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以后，五四纪念活动中便强化了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的政治主题。1940年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壮大青抗先”“源源不断地到正规兵团去，到青年支队去，为壮大与巩固边区人民铁的子弟兵而奋斗！”的号召，在《华北青年应如何纪念五四》一文中将五四事业与参军参战相结合，呼吁“每个爱国青年不应该犹豫，应该勇敢地到游击队中去、到军队中去”（《晋察冀日报》1940年5月3日）。

通过采取宣传口号，如“青年小伙子到八路军去，参加青年队伍保卫家乡、保卫边区、保卫祖国”“巩固与扩大青抗先，争取民兵模范，发展游击战争”（《五四青年节宣传大纲》，《晋察冀日报》1940年4月16日），以及随处可见的标语、大字报，浓厚的节日纪念氛围使“参军光荣”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通过举办“有跑步、爬山、刺枪、投弹、劈刀、射击等，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越野赛跑和卫生大检查”等军事类竞赛项目，不断强化青年体能体魄与抗战技能。各地广泛掀起参军与参战热潮，根据1942年上半年的统计，“北岳区就有301000儿童团员、148000青救会员、20000学生会员，有组织的青年和儿童共计47万，其中，参加了青抗先者43万，就是说有84%以上的青救会员都参加了青年武装的组织”（《迎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成立》，《晋察冀日报》1945年5月9日），进一步促进了青年保卫边区、积极抗战救国的责任感。

边区的节日纪念和教育活动在不妨碍生产运动与建设的前提下进行，强调学习理论、提高文化水平，一时间“粉碎日寇奴化政策”“反对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加强青年的文化理论水平”等成为活动发言的高频词。1942年，军区政治部对青年提出三大号召，要求使青年成为各种工作的突击力量，深入社会教育，提高青年政治文化水平。扫除文盲、武装群众思想的冬学运动进一步在青年群体中广泛展开，“边区各村小学内或小学外建立了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并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午校、夜校等各种形式的识字班，举办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一切适合于青年需要及为青年喜欢参加的活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相持阶段，为了战胜日伪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全北岳区青年展开了支前生产学习的运动，“四专区各县举行了突击月，五专区各县掀起了挑战竞赛，一专区在广大的游击区展开了五四出击，虽然各地成绩不够平衡，但所得收获依然是可观的”。据《晋察冀日报》报道，截至1942年，“四年来，北岳区青年已经组织与团结了15万青救会员、30万儿童团员、一万多名学生，在各个战线上都发挥了伟大力量。四年来，配合作战1099次、单独作战745次、扰敌戒严等5283次、毙伤敌伪619名、缴获电线158252斤，并动员广大青年参加八路军。在生产战线上，1939年、1940年和去年的统计，即垦荒58972亩、植树2046311棵、代耕土地18129亩。其次，在文化教育的建设上，青年儿童基本上发挥了协助国民教育的第一助手的作用，动员了209650儿童入校，并成为文化娱乐开展与活动上的重要力量”。

三

这一时期，晋察冀边区也存在主观主义等问题，边区青年工作亦出现领导僵化、脱离实际等有碍动员工作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整风教育以实现正确有效贯彻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部署显得极为必要。边区政府将整风精神融入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大众文俗活动，特别是把整风学习融入青年革命节日纪念活动中，增强了感染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晋察冀边区青年工作的教育检查活动以及整风学习成为节日纪念活动中再三强调的内容，各团体在迎接青年节日到来前与纪念活动期间，都开展了检阅青年工作、纠正青年工作作风相关工作。例如，1942年边区政府通令各级学校加紧反法西斯教育，进行教学检查，“中学高小以学校为单位举行座谈会或举行学习大测验”。北岳区学联也实行学习大检查，要求“利用团体讨论与个人检讨，在学习认识上、广度上、方法上、内容上都来一个深入的检查，使学习来一个新的转变”（《晋察冀日报》1942年4月22日），并提出学生应在接受学校规定课程之余去进行课外的学习和抗战服务工作等要求。

作为边区青年工作的主要领导团体——青救会，在整风学习期间深刻指出“在青年工作中，由于敌后斗争的更加尖锐残酷，工作上要求我们更进一步的开展，克服工作中组织领导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新八股”。因此，在青年节纪念大会中提出北岳区青联的任务之一，即“全区各级青救以及广大的青年儿童，要一致动员起来，进行自我批评，深入检查，纠正缺点或是错误，刷新阵容，发扬求实精神，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少数民族以及宗教青年，在民主、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共同为法西斯主义的死亡而战！”（《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24日）在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救国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党组织对青年自查工作作了部署，着重提出加强会员的教育工作：在内容上以抗日的民主团结为中心内容，以提高青年自身研究与追求真理的风气；在组织上要求青救会真正成为青年的学校，以经常地、有系统地教育青年，向着建立民主、团结、活跃的青救会努力前进；在思想上保卫游击区、敌占区青年一代，主动地、积极地开展宣传战，强化游击区青年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敌人欺骗奴化政策，以坚定抗战胜利信心等。

通过革命节日纪念活动等抓手，整风运动陆续展开，各地青年工作开始了细致严格的自查自检工作，在理论与实践的联合作用之下，边区青年工作更具有实效性，动员效果大大提升，“青年们积极响应，都以极高的热情进行集会和游行，检阅自己的队伍和力量”（《晋察冀日报》1942年9月6日），使青年动员的效果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了新发展。我们党以纪念日为时间节点开展动员活动，使广大青年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民族意识逐步增强，并在实践中提升了思想觉悟，坚定了对党和革命政权的政治认同，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进步与民族解放大业联系起来，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作者：樊艳丽、刘荣臻，分别系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授）

（编辑 张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