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中共陕东特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利用李虎臣与冯玉祥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党的力量较强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同时命令正在潼关前线参加军阀作战的许权中旅中的共产党员唐澍、刘志丹等率领下部队开往渭华地区，配合起义，这就是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起义虽然在强大敌人围剿下失败了，但起义中一些感人至深的瞬间让人难以以忘怀。今年是渭华起义95周年，回顾当年党领导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让人不禁感慨万千，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条用青砖铺成的令人心潮澎湃，催人奋进的标语

陕西省华州区高塘镇，南依秦岭，北临渭水，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清雍正年间在高塘镇建起玄君庙，光绪末年改为高塘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 知州李嘉绩集资募捐，改高塘书院为高塘学堂。宣统元年(1909)高塘学堂改为高塘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改为高塘小学。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党人陈述善、陈嘉惠、马文宪、李维俊等人在这里任教，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党团组织。这里成为当时高塘地区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和培养锻炼、教育党的革命干部的熔炉，1927年，中共华县县委在此成立，常驻办公。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反动军警在西北地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关中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拥有近1000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破坏解散，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从280万人锐减到7万人。1927年 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遇害。1927年11月，共产党员谷堆小学教师陈述善和高塘小学校长李维俊带领高塘、谷堆两校的师生在高塘小学举行了追悼大会。为悼念革命先驱李大钊，鼓励青年学生与进步人士为革命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会后，他们组织两校师生在高塘小学会议室前的通道上，运来涧河卵石作底，搬来附近青砖作字，铺成 “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巨幅标语。

1928年5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转入低潮，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中共陕西省委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组织领导发动渭南华县地区农民起义同时，指示在西北军新编第三旅即许权中旅任旅参谋长的唐澍，任司令部参谋主任的刘志丹，任副营长兼政治教导员的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利用西北军阀为争霸陕西相互混战的有利形势，参加渭华起义，创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推动革命发展的先例。工农革命军同渭南、华县农民运动相结合，摧毁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在华县、渭南、五一三个县的48个区、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他们没收地主的财产、烧毁地契文约、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逐步形成以华县的高塘和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渭华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司令部进驻高塘小学，军委主席刘志丹看到砖铺标语心潮起伏，带领官兵增加了“同志们赶快”5个字，形成总长达20米、幅宽2.1米，砖字砂底，青白更加明晰的标语，使其更具针对性和感召力。

渭华起义的爆发，威震西北，敌人视其为心腹大患，两次进攻塔山、高塘地区，均被英勇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击溃。面对暂时的胜利，6月中旬，刘志丹在标语的西南方20米处的古槐下，召开军委扩大会，经过研究决定，为保存革命实力，去陕北创建新的根据地。

临撤退前夕，刘志丹安排战士用黄土将标语掩埋，恢复了通道原貌。虽然历经血雨腥风，但是，这条标语却藏匿下来。

经过艰苦卓绝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1950年，当地政府安排师生对砖铺标语上的黄碴土进行清理，15个苍劲大字重见天日。当时政府遂委托高塘小学精心保管。

1985年8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同意，陕西省委批准在渭华起义旧址建馆修塔。1988年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高塘塬上的渭华起义纪念馆落成开馆，这条催人奋进的标语，在原址修葺一新，四周围着混凝土立柱、钢管栅栏保护，供游人拜谒瞻仰。1998年，这条标语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文物。^[1]

一支面对强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工农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早在1928 年1月，陕西省委就在驻防洛南县三要司等地许权中旅建立了高克林为书记，许权中、杨晓初、李大德、高致凯为委员，直辖于省委的中共旅委员会。接着省委又派刘志丹、谢子长、唐澍、吴浩然、廉益民、周益山等到该旅工作，军内的党组织也有相应发展。截止1928年3月20日许权中旅党委下辖党支部18个，党员165名。还成立廉益民任主任的政治部。^[2]3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开往渭华地区，配合农民起义。1928年4月底，盘踞商洛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参加蒋桂阎与奉系的军阀混战，陕西内部空虚之际，发动倒冯战争。在军阀混战条件下，陕东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立即举行渭华起义。5月10日,许权中旅600余人，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5月12日到达华县瓜坡参加渭华起义，在刘志丹主持下召开会议，对部队实行初步改编，撕掉国民党的旗子，处决了反动军官，改组部队领导机构。5月16日在高塘镇千人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为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刘继增为政治委员，许权中为总顾问，下设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力量。

渭华起义爆发后，国民党统治者极度惊慌。冯玉祥、李虎臣搁置他们的矛盾共同对付工农革命军。陕西省主席宋哲元集中三个师和地方反动民团进攻工农革命军，面对数十倍国民党军队大军压境的局面，在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失败后，工农革命军原本计划向陕北撤离，6月19日，宋哲元又以三个师兵力，在骑兵炮兵配合下，从东、中、西三路开始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原计划向陕北撤离路线被切断。面对强敌，刘志丹、唐澍、许权中指挥部队奋勇抗击，战斗异常激烈。经过血战，寡不敌众，部队开始向秦岭以南撤退。但当工农革命军退到保安两岔河时，又遭李虎臣五个旅包围。在反围剿战斗中，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总司令唐澍、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队长赵雅生等先后壮烈牺牲。7月1日,在保安镇战斗中,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被俘后宁死不屈，后在洛南县城英勇就义。刘志丹、谢子长率三大队奋力冲出重围。面对恶劣的斗争环境,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陕东特委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部队仍由许权中率领，合并到李虎臣所属刘文伯三师九旅，原想着到河南邓县继续革命活动，但被地主武装“红枪会”两万余人包围。工农革命军开展的革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红军的开端，其中的许多干部成为西北红军的高级将领。^[3]

一个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

1928年5月1日, 在中共渭南县委领导下，东原数千名学生、农民群众以及五一县委、华县县委的代表齐聚崇凝镇大戏台下，参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列宁画像，会场张贴着“实行耕者有其田”“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大家办”的标语。会议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主持，组织部长何寓础、东南区委书记金鼎五及王尚德、霍世杰等参加会议。大会开始后，与会人员痛斥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揭露土豪劣绅恶迹，强调摧毁基层反动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会议宣布建立金鼎五任主席的崇凝区苏维埃政权，下设军事、人民、粮食分配、土地分配委员会。此后渭华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起义。起义中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同渭南、华县农民运动相结合，摧毁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在华县、渭南、五一三个县48个区、村建立了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他们没收地主的财产、烧毁地契文约、把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逐步形成以华县的高塘和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约200平方公里10万人民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一口记录着革命烈士鲜血染红悲壮故事的“烈士殉难井”

渭华起义指挥部旧址院内两棵古槐正北15米处，有一口由青石加固，呈圆形，直径0.5米，水深20米的井。这个貌似平常，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水井却记录了一段渭华起义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悲壮故事，人们称它为“烈士殉难井”。

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气势如暴风骤雨，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在华县、渭南、五一三个县48个区破土而出。他们在赤卫队支持下，没收地主的财产、烧毁地契文约、把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地主豪绅威风扫地。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后，江村梁家苏维埃在梁家南庙成立，18岁的共产党员李邦彦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他对党无限忠诚，向群众热情宣传党的政策，积极组织以青年为骨干的赤卫队，投身到打土豪、分财物的反霸斗争中。査抄土豪劣绅梁尔风、梁学胜、梁守谦的家。他还担任共青团华县县委交通员，负责情报联络、文件传递，及时、准确、保密完成党团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华县东阳乡涧峪口村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共产党员刘孝智担任村苏维埃军事委员，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领导村里农民抗粮抗捐，受到群众的爱戴。

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反攻倒算，清乡团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土豪劣绅梁尔凤勾结高塘清乡团在骆驼渠将李邦彦逮捕，把他五花大绑，押到高塘小学(起义旧址)，捆绑吊打，逼问党团机密。敌人不停地往他的伤口和鼻孔灌辣椒水。将他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虽受尽酷刑，但依然守口如瓶，视死如归。敌人未得到任何党团机密，便将18岁的李邦彦残忍杀害。起义失败后刘孝智也被清乡团逮捕，虽经历严刑拷打，铁钉钉入膝盖骨，烧红的烙铁烙遍了他的全身，但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被残忍杀害。

惨无人道的敌人将李邦彦、刘孝智、候振和和其他被杀害的11名革命者的遗体，一起投入枯井里…。这口记录着革命烈士鲜血染红悲壮故事的水井被称为“烈士殉难井”。^[4]

一张极为悲壮，让人感动不已的“全家福”

在渭华起义纪念馆，有一张极为特殊的“全家福”。其背后的故事，让人感动不已，让人心酸落泪。照片的男主人温济厚是陕西华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人，早年求学期间受他的恩师史笔直的影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26年冬，23岁的温济厚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华县开展农民运动，他以七里寺小学（现柳溪小学）校长身份作为掩护，带领师生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建立华县农民协会委员会，率领群众抓获并痛打鱼肉百姓的赤水镇粮秣代办处处长杨宝和，清查了他多年贪污的赃款，后又两次赶走了纵容手下勒索敲诈农民的华县县长叶振本。在发动农运的同时，他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中共七里寺小学党支部并担任书记。就在渭华起义前夕，打击迫害宣化高小共产党员师生的宣化事件爆发，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严令查封渭华两地的学校，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渭华地区。而华县七里寺一带的恶绅史丙曜、王惠等纠集反动分子，多次向国民党县政府状告温济厚等人。5月5日晚，正是渭华起义的关键时刻，温济厚主持召开七里寺小学紧急党支部会议，针对许多共产党人身份暴露，敌人正到处搜捕的紧急情况，提出立即向陕北转移的对策，并对转移后学校工作进行部署。会议持续到深夜，由于叛徒告密，一群军警突然冲进学校，堵住大门。温济厚与战友英勇抵抗，奋力反击，子弹打光后不幸被捕。就在温济厚等人被捕期间， 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许权中担任旅长的第三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的率领下宣布起义。而在华县看守所内，县长段紫光凶恶的审问温济厚，剥去他的上衣，吊起来严刑抽打，甚至用烙铁烫烧他的全身。面对酷刑，温济厚始终紧咬牙关，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在没有得到任何机密后，敌人恼羞成怒，准备将他押赴西安。就在这时，渭华起义期间与温济厚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刘志丹获知他被捕消息后，心急如焚，赶紧带人营救。但反动当局改变主意决定立即处决温济厚。刘志丹又准备劫狱营救，而位于县府和警察局之间的看守所戒备森严，无法下手。5月29日上午，温济厚高呼“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押向刑场，英勇就义！当七里寺小学管理员温志德赶回村子把这一切告知他的妻子温曹氏后。妻子强忍着悲痛仔细为他整理遗容,将他逐渐僵硬的遗体安置在在椅子上，然后抱着儿子用手臂若有若无地支撑着丈夫的身躯，这才拍下了这张最为悲壮的“全家福”。 为了激励儿子继承父亲的革命事业，温曹氏给儿子改名为温念赤。^[5]

一幅幅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壮丽画面

渭华起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慌，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调集重兵进行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民。工农革命军和人民群众英勇抗击，先后击退敌人两次进攻。但面对敌人再次以优势兵力围剿，起义军民寡不敌众，唐澍带领少数部队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翻越秦岭，向洛南县两岔河撤退，1928年6月22日、23日起义军各部300余人分别到达两岔河（现洛南洛源镇），将司令部驻扎于街中“致和昌”商号，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唐澍和刘志丹一面向当地群众宣传工农革命军的主张和革命道理，获得当地群众信任和拥护。一面认真调查研究两岔河一带地形、交通、民情，布置岗哨，并派赵雅生大队在两岔河以东30余里的保安镇驻防，做好迎敌准备。同时，以总司令唐澍的名义发布告，张贴“军民联合起来，铲除土豪劣绅”等标语，开展打土豪、分财物、救穷人运动，处决了两岔河街地痞蔡林娃，把财主家中的铜元粮食，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他们还举行军民联欢大会，结合民情，编演了《拉兵》《要粮》等剧目，教育战士和群众坚定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就在唐澍、刘志丹率领军民开展革命斗争之际，1928年7月1日从潼关战场撤下来的李虎臣部方少海、丁增华等四旅包围了驻防保安的赵雅生部，情势十分危急，唐澍当即率领两岔河驻军近百人星夜驰援，从拂晓打响的战斗异常激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唐澍所带部队被敌重兵包围，除少数突围外，其余英勇牺牲。唐澍仅带6名战士进入碾子沟。等他们冲到唐岭时，又被洛南瓦子坪陈彦策民团迎面截击。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唐澍与身边仅有的一名警卫员与敌激烈搏斗。警卫员身负重伤，唐澍多处中弹，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5岁。残忍的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悬在洛南县城门示众，企图吓到革命这和广大群众。然而，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取下唐澍的头颅，悄悄掩埋。唐澍的遗体由保安唐岭农民余善伯用新席裹住，和余善歧、余善有、党金同等牺牲的革命者一起埋在唐岭的栲树梁上。

渭华起失败后，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坚定地表示：“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干！”他抱着“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的决心，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通过总结渭华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强调要“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下定决心建立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他巧妙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10月他与谢子长等率领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约700人，脱离陇东军阀陈珪璋部，从驻扎地庆阳县新堡、城壕川（今属华池县）一带出发，沿子午岭西侧南下，到达正宁县月明塬柴桥子村。1932年1月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26军42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促成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提供了落脚点。^[6]

在渭华起义中，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陕军暂编第三旅旅长的许权中，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他听从党的指示，率部参加渭华起义。他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在国民党重兵围剿刘志丹、唐澍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危急关口，率骑兵分队赶来增援,与敌展开恶战,打退敌军数次进攻,掩护300多人退入秦岭山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许权中带领部队离开蓝田县进入河南。他本想在途中寻求机会建立根据地或与湘鄂边的贺龙部红军会合，不料在行至河南邓县时，遭到地方反动民团与红枪会的包围袭击，部队被打散。许权中在战斗中负伤，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并养伤。受党中央委派在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他听从党的召唤，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先后在中共北方局军委、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委员工作，虽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但他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1932年夏，经党组织和友人营救出狱。担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委常委、十八师师长、副军长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年8月许权中率独立旅渡过黄河，参加晋西北忻口会战，连续击退日军九次进攻，成为抗日名将。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却因介绍和护送大批进步青年去陕北参加革命。在家乡，支持党员从事地下武装斗争，处决反动官吏，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1943年12月国民党派人将其在陕西眉县暗杀。

王泰吉随许权中部在河南被打散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只身来到南召县，在一家富户当长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当国民党当局发现他后，把他拘捕解往南京关押。在狱中他沉着应付，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在时任南阳守备司令的杨虎城出面保释下，他获释并担任了第17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1933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王泰吉率骑兵团2000余人在耀县举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并恢复党组织关系。由于在三原以北战斗失利，率余部撤往照金，与习仲勋、李妙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创造了智取张洪镇，夜袭合水城，在毛家沟门战斗中以少胜多的奇迹，使部队转危为安。同年11月，王泰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42师师长，率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4年1月，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但在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旧相识马云从出卖被捕。在关押期间，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始终未丧失共产党员的气节。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给父母写信说：“男绝不学杜洪（衡）之被捕自首，遭社会人士之唾骂，及遗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他恳切地对杨虎城部队旧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能为全国团结抗日事业出力。他只要从昏死中醒来，就奋笔疾书，用敌人让他写悔过书的纸笔，写下了“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作先锋。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的诗篇。1934年正月，敌人把王泰吉押运到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软硬兼施，但他依然坚贞不屈，在囚室的墙上写下“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的绝命诗。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大院内英勇就义，年仅28岁。^[7] 

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施行疯狂的报复，对起义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300余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数百名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渭华起义过去95年了，但每每回想渭华起义中那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总让人眼含热泪，激动不已。我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刘志丹、唐澍、王泰吉、许权中、温济厚等共产党人面对白色恐怖，依然坚持革命，百折不饶，视死如归。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有一颗解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的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靠着它，他们敢于革命，勇于斗争，敢于牺牲，相信胜利的一天总会来临。所以，历经多次失败和挫折，依然不懈奋斗。     

 2023年5月10日作者与宝鸡文理学院老教授老科协会员参加“缅怀渭华英烈，传承红色基因”活动。

今天，先烈们当年憧憬的美好时代已经来临，但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了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英勇奋斗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我们只有继承他们光荣革命传统，传承他们的红色基因，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才能对得起那些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

(作者张全省，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宝鸡市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程瑾:一条砖铺标语的前世今生,渭南日报2021-02-19.

[2] 袁武振，梁月兰:论渭华起义的历史地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3）:93-113.

[3] 索士杰;徐文学:渭华起义史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4] 中共渭南市华州区委组织部:渭华起义故事,2018年.

[5] 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https://www.toutiao.com/ article/7129389143771283975/?log_from=5c6518c6e961b_1660203391120.  

[6] 李果：刘志丹与渭华起义，解放军报， 2003年10月14日 第7版.

[7] 李浩：耀县起义领导者王泰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光明日报，2018-09-06.(4)

（本文发表于《陕西党史》2023年第4期，第24-29页。）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