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红军、陕北红军、陕甘红军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由于以往习惯说法，这三个概念被混淆不清，就此作一辨析。

陕甘边红军是指在中共陕西省委(后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1932年12月成立于陕甘边根据地陕西旬邑转角镇的红二十六军这支队伍曾由于杜衡的错误而遭受重大损失，1933年11月 又重新在甘肃南梁组织恢复。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活动范围主要在陕甘边的苏区和游击区。

陕北红军是指在陕北特委领导下1934年12月成立于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七军，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与陕北红军独立师，分布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活动。

陕甘红军是指1935年2月西北军委成立后,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的红二十七军由于受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而統称陕甘红军。

由鄂豫陕根据地突围出来的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在陕北同陕甘红军会合后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又称为西北红军。当然,作为一个概念来讲,“西北红军"一词，最早见之于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但是，这里所说的“西北红军”并不是对陕甘游击队本身的称呼，而是它的八项任务之一，是奋斗方向。由于我们目前接触的材料有限，因而关于“西北红军”的称呼到底起于何时，有待进一步查考。

毛泽东同志在直罗镇战役后一次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谈到我们的三大主力红军时，对当时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红军，称谓“陕甘红军”，并明确指出在战场上会合的是 “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而注释者却在毛泽东没有提到的一处将其解释为“陕北红军”。在以后不久的陕北瓦窑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报告提到直罗镇战役时，只区分了“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

这个“西北红军”实际上,指的是陕甘红军(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但注释者在解释“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围剿”时，却只提到红二十六军而未提到红二十七军,并将红二十六军说成“陕北红军第二十六军”，9月成立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也是与这个“陕北红军”的会合而没有提及红二十七军。

这些注释上的不准确，显然是由于对这历史的研究不确定造成的。

第一,当时的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之一部一直在陕北地区活动,这样,在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便容易被认为是“陕北红军”,加之红二十六军1934年第一次派王世泰率第三团支援陕北时,陕北红军只是一些游击队组织，1935年4月派张秀山率红三团和郭宝珊的义勇军进军陕北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已经统一,军事上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统一部署，因而容易造成红二十六军就是陕北红军的印象。

第二，由于陕北红军成立较晚，不论就其在西北地区的作用还是地位上都没有红二十六军成绩显著、影晌大并且成立后不到数个月，就成立了西北军委，紅二十六军的军事将领刘志丹便担任了军委主席，统一部署两军的军事行动。这就极易使人忽视两者的区别。

第三，历史上有刘志丹是陕北红军的创建者的说法，人们就很客易理解成红二十六军就是刘志丹创建的陕北红军。从准确的意义上来说，刘志丹作为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主要是刘志丹所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以及陕甘边在人力物力和思想上组织上对陕北游击队的支持，以及后来刘志丹对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统一指挥。

总之，从历史事实来看，陕甘边红军、陕北红军、陕甘红军各有其义,三者不应混淆。

（作者：房成祥 徐波 陕西师大马烈教研室）

红二十六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西北地区最早的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的一支正规红军队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同年10月，在陕西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1928年5月爆发的渭华起义，在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红色政权，实行武装割据。起义军民与“围剿”之敌进行了三月之久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为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全国最有影响的起义之一。

1931年，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清涧、渭华、旬邑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兵暴。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武装斗争的骨干，积累了斗争的经验，为后来创建红军和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刘志丹等人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经过长期艰苦斗争，1931年9月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地区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渡黄河转战至南梁地区，两支游击队胜利会师。

1932年初，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月24日，部队开到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2团。

1933年5月，在敌人向红2团和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左倾机会主义者领导人杜衡强令红2团南下渭华地区，遭敌重兵围追堵截，部队在终南山被打散。历经磨难，刘志丹、王世泰等幸存下来的红军领导人和骨干，终于在4个月后返回照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第一支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红二团南下渭华后，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又有新的发展。

1933年7月，得知红2团南下失利的消息后，陕甘边特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4团。

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召开包家寨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8日正式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第42师。下辖红3团和红4团（骑兵团），共500余人。随即进军南梁，扫除陕甘交界的反动地主武装。到1934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4年2月至5月，陕甘宁三省军阀纠集1万余人的兵力对于南梁革命根据地策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在游击区赤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转至外线，连战连捷，歼敌3000余人，粉碎敌人精心筹划的“围剿”。

红二十六军也不断壮大，新组建了红1团、红2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主力达到5个团3000余人。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宣告陕甘边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正式成立，各县区都接踵成立了红色政权。在陇东高原上诞生并成长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和各路游击军汇集成了一支不成阻遏的红色铁流，严重动摇了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

1935年春，国民党集合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策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面对十余倍于己之敌，红二十六军、红27军（1935年1月在陕北成立，辖第84师）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吴家寨子、马家坪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至6月底，红军主力和游击队连战连捷，俘敌2000余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安塞、保安等6座县城，在陕甘20余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余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4000人，革命力量空前壮大。

1935年7月，蒋介石调兵10万之众，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8月初，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红27军北上吴堡，于幕家园围点打援，首战告捷，歼敌600余人。随即隐蔽南下，到达绥德新店一带，再度围点打援，以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定仙焉守敌晋军一个营，红二十六军主力及红27军84师埋伏于敌必经之路。8月21日，一举全歼西渡黄河来援的晋军第3旅第6团1200余人，取得定仙焉大捷，首次一战歼灭敌人1个整团，狠煞了敌人的气焰，充分体现了刘志丹的指挥艺术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有自己的特点。

大量的兵运工作为革命武装的建立打下基础。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观点，在革命武装创建过程中主要通过白色（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过程是与中国革命的大形势同步发展的。从南梁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都是在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为党在陕甘边界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与南方的各支红军相呼应，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陕甘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诞生的“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又是陕甘边根据地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的有力军事支撑，互为依存，共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建设贡献是巨大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从诞生到编入红15军团，独立战斗两年零九个月，大小战斗500余次，毙伤俘敌10000余人，缴长短枪6000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18门，击落敌机1架，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

经过艰苦战斗，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继而会同红27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全国各苏区几乎全部丧失，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危难之际，保存了全国仅剩的一块红色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的长征落脚点和抗日出发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1935年9月，鄂豫皖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和红27军胜利会师。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红15军团。红二十六军42师主力改编为红15军团78师。抗战暴发后，相继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第689团，八路军第2纵队344旅、第4纵队4旅，新四军第4师10旅、新四军第3师10旅，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5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116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期间，部队适时得到调整、充实和扩编，健全建制，其主体建制一直比较完整地延续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