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界会议与中共中央的新决策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团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红军行动的方针和组织问题。

关于张国焘的分裂错误问题，毛泽东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张闻天等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决定》还指出：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为了教育和争取张国焘本人，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关于今后红军的行动方针和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他就目前行动方针指出：现在由于情况变化，红一、三军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一）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二）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负责军事领导。（三）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整编工作。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D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中央尖锐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恳切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张国焘对此置之不理，继续抗拒中央命令，于9月中旬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红四军、红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他预言红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甚至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公然走上分裂D、分裂红军的道路。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在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仍然极为关心红四方面军，团结和争取张国焘，为保存和发展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殚精竭虑，费尽心智。

二、榜罗镇会议决定长征落脚陕北

腊子口战斗与陕甘支队进占哈达铺  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俄界出发，继续北上。迎面而来的关隘是天险腊子口。腊子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当时，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两个营在这里控制，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去路。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坚定地表示，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因此，夺取腊子口，是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

9月17日下午，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一军第四团向腊子口发动进攻，歼敌一部。但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被敌人密集的火力挡回。至夜，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赶到，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决定一路由杨成武率领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另一路由王开湘率领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崖壁，摸到敌人后面。战斗再次打响，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首先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后边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敌人仓皇应战，终因不支向岷县溃逃，红军占领腊子口。“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正如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所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陕甘支队攻占腊子口后，继续北进，越过岷山，9月18日，进占甘肃岷县南部的哈达铺（今属宕昌县）。在此期间，毛泽东召见陕甘支队一纵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接受任务后，侦察连干部化装成国民党军，进入哈达铺。曹德连从一个国民党军少校副官的驮子里缴获了一批近期的报纸和西北苏区的略图，聂荣臻看到报纸后非常高兴，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这些报纸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了报纸，精神为之一振，说道：“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1933年7月前，中央对西北苏区和西北红军的存在是知道的。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使陕西中共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因而对其后来发展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现在，从缴获的天津《大公报》、山西《晋阳日报》等报纸中，得悉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活动的情况，还有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陕甘地带活动的报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喜出望外，张闻天于9月22日欣然写下了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西北苏区和西北红军的情况作了摘引，其中部分主要内容有：

关于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情况：“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支不过万余。……匪军军长刘子丹（即刘志丹）辖三师……为匪军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如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关于陕北农村“赤化”的情况：“陕北确甚于陕南”。“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惟井岳秀师担任之旧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州（即县）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

关于红二十五军活动的情况：“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没，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蓝田出终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

张闻天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正在普遍的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中央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

博古也根据这些报纸中的信息，撰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指出：“陕西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在陕北廿几县中，都多多少少的吸引入运动之中”，目前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组织领导集团与加强陕甘的游击运动，将他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之建立。这是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的基本的一环”。“西北广大而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将从我们努力的汗血中怒放鲜花！”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部工作和部队整编问题。会议对纵队的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叶剑英为第三纵队（原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蔡树藩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第一纵队保卫局局长。同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长征的历程，说：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还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红军哈达铺休整期间，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后方勤务部部长杨至诚。支队下辖3个纵队：红一军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下辖5个大队；红三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10月彭雪枫接任），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罗瑞卿兼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大；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经武，蔡树藩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干部团改为随营学校，校长周昆，政治委员宋任穷。全支队共7000余人。在此前后，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多次与前任陕西省委委员贾拓夫交谈，详细了解陕甘红军、陕甘苏区和刘志丹等人的情况，获得了对西北苏区较多和具体的了解。

榜罗镇会议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急行军北上，从武山、漳县间突破渭河封锁线，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县城榜罗镇。当天，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谈到这次会议时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从此，西北苏区将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

9月28日，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榜罗镇会议精神，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在会上讲话。“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走了。”毛泽东作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时，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G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毛泽东号召陕甘支队的指战员：“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勇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精华荟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会后，各部队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军人大会进行政治动员，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工作等具体要求。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多里的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近一年。看到长征即将取得胜利，就要到陕北苏区的“家”了，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说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毛泽东诗兴勃发，以诗抒情，随即写成《七律·长征》，在接见红军指战员的讲话时，满怀激情地做了朗诵，诗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广大红军指战员也精神振奋，激动不已，第一纵队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兴之所至，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歌词写道：“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创造了十几县广大的红区。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成立了十几万赤色的军队。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五军；迅速北进，会合红军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争取群众，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

三、红军陕甘支队进军陕甘革命根据地

陕甘支队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新战略方针，于9月29日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进占通渭县城，歼灭国民党军300余人。随后，在这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做好进入陕北的各项准备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检查行军纪律，深入开展越过西（安）兰（州）大道，进军陕甘苏区的政治动员，并根据有关情况，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发到各连队，作为进行动员的教材。《大纲》指出：陕甘支队“已经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岷州、西固间的封锁线，过了渭河，取得了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根据现在敌我力量的对比，党改变了过去赤化甘南的决定，决定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及其附近地区创立根据地”，“争取与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是我们支队的基本任务”。《大纲》还分析了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及重要意义，号召陕甘支队指战员到陕北去，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0月2日，陕甘支队从通渭县城出发，踏上向陕甘苏区挺进的征程。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围追堵截的失败，为了防止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先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继又调毛炳文部、马鸿宾部和东北军何柱国部约30万人，在西（安）兰（州）大道和六盘山地区布置了两道封锁线，企图切断陕甘支队北上陕北的道路。面对国民党军强大势力，红军所向披靡，屡战屡胜。10月2日，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东西5公里。4日，在静宁县界石铺设伏，截获国民党军10余辆汽车上装载的物资。5日，到达隆德县单家集，击溃毛炳文部一个团。尔后继续北上，顺利翻越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并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

时值深秋季节，天高云淡，六盘山群峰叠嶂，苍松翠柏，风光旖旎。毛泽东观六盘山风光，心潮澎湃，在登上六盘山顶峰时，看到红军队伍高举红旗，像奔腾的铁流涌同前方，又发诗兴。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抒发胜利的豪情和投入新战斗的渴望，词曰：“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又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军的骑兵。在固原县青石咀，红军侦察到有两个连国民党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8日，在固原白杨城（今宁夏彭阳县城）消灭甘军邓宝珊部一个团。

在向陕北前进的途中，红军指战员常常可以看到红军的标语，知道快到西北苏区了，因而“情绪很高昂，盼望早点看到刘志丹的红军”。10月10日，部队到达甘肃镇原县三岔镇。次日，陕甘支队从三岔镇出发，兵分两路，中共中央随第一纵队经环县郑家湾、铁角城、耿湾、耿家河向陕北进军。第二、三纵队经环县郑家湾、河泥湾、庆阳县北端的艾蒿掌进入陕北境内。16日，第一纵队进入陕北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就红军近日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要求扩大红军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做好同陕北红军会师的准备。当陕甘支队进入到陕西、甘肃两省的分水岭时，西北苏区已在眼前，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0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从定边县的五股掌、保安县的铁边城分两路进入西北苏区。10月18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在铁边城附近张湾子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讨论陕甘支队入陕的作战方针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张闻天就当前形势与任务作了发言，指出，现在苏区已经在我们的前边了，这一任务一般地已胜利完成。他估计，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军对付红军的“趋势必从追击进到会剿”。因此，当前我们的任务“应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张闻天还指出：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的关系，应是更虚心，不是消极批评，而是积极提议。告诉部队要敬重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首长，而不要自夸。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毛泽东还指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会议还决定，由红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训令：“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后来召开的吴起镇会议的预备会议。

铁边城会议后一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今吴起县城）。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