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迂回等待是毛泽东坚韧性品德的突出表现。“坚韧性”是“坚”和“韧”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坚”，就是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奋斗。“韧”，就是能屈能伸的能力，善于迂回的智慧，善于等待的耐力。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这样评价毛泽东：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这是对毛泽东坚韧性品德的精到的概括。

一、以“韧”配“坚”的迂回等待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建设时期，毛泽东有一首《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诵读毛泽东的这句话和这首诗，感受其精神，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坚”，就是坚定的信仰、坚定的信心、坚强的意志、坚壁的纪律。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报告

毛泽东不仅重视“坚”，而且重视“韧”，重视将“坚”和“韧”结合起来，重视两“冲”。1948年1月，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我记得我在红大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坚”是勇敢的表现，“韧”是智谋的表现。既要“坚”，又要“韧”，就是毛泽东强调的要有两“冲”。“坚”是原则性的一面，“韧”是灵活性的一面。毛泽东指出：“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65页)

毛泽东曾自述过自己“韧”的一面，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也有些猴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猴气”就是“韧”的一面，灵活性的一面。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曾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等待，体现的是“韧”的品德。迂回，体现的也是“韧”的品德。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3页)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周恩来对毛泽东迂回等待的品德和智慧有着切身的感受。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是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挥真理的人。在坚持原则中是坚持方向，实现方向的人；在灵活运用中是善于等待、善于迂回的人。周恩来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337页)领导者要把自己的智慧变成大家的智慧，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善于等待、善于迂回的品德。毛泽东正是善于等待、善于迂回的领导者。

二、军事上的迂回等待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在军事上一个突出的品德和智慧就是善于迂回等待。

这个迂回等待，在井冈山斗争中已初见端倪。据陈士榘回忆，1927年12月，毛泽东总结第三次打茶陵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说：“打仗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要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毛泽东总结从前井冈山的一个叫朱聋子的“山大王”，采取“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的方法与官兵周旋了几十年的经验，笑道：“打圈子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了敌人，又缴获了武器。”最后毛泽东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结合朱德打仗的经验，很快总结出游击战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字诀是迂回等待的品德和智慧的结晶。

后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上井冈山，红军的队伍壮大了，人多了，吃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时，湖南的敌人和江西的敌人纠集起来，发动对井冈山红军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曾称赞孙膑“围魏救赵”的迂回战法是“千古高手”。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红4军和红5军军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打入敌后，以解井冈山之围，解决经济困难；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为主的部队留守井冈山。这一决策是对孙膑“围魏救赵”迂回战法的创造性运用，为开辟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赣南闽西的战斗岁月，按照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迂回等待的游击战法，夺得了前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条件下，完全忘记了迂回等待的重要性，以李德的正规战法代替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法，以“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消极防御，死打硬拼”的打法，代替了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打法，结果招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长征路上，毛泽东重回红军指挥岗位，经过四渡赤水的迂回，终于摆脱了强敌的围追堵截。欧阳毅回忆四渡赤水战斗时说：“我们从亲身经历四渡赤水的整个战斗中，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真是用兵如神。”(《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938年，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到陕北后，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毛泽东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这表达了毛泽东在军事上善于迂回等待的品德和智慧。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反映着善于迂回等待思想的军事代表作。毛泽东分析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能采取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但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体现着“坚”与“韧”的结合。毛泽东分析敌强我弱，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要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要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如果避免了战略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和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这体现了以弱抗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善于迂回等待的品德和智慧。毛泽东反对不知道迂回的拼命主义，指出：“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我们是持久论者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509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把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仍是运动战，而以阵地战、游击战辅助之。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点是迂回和流动。三个阶段的区别和作战方式的区分，从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上重视游击战，把八路军的战略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些既是从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八路军的特长得出的认识和作出的决策，也体现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立足其特点、立足其发展、善于迂回等待的品德和智慧。

三、政治上的迂回等待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善于迂回等待也是毛泽东政治上突出的品德和特点之一。

党的七大，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中国革命是以俄国革命为榜样搞起来的，俄国走的是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中国革命开始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结果这条路到处碰壁，走不通。是毛泽东最先提出上山搞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是一条迂回的夺取城市的道路，不是一直在农村走下去的道路。毛泽东说：“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毛泽东在七大时提出要准备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明确指出：“准备夺取大城市”“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转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上来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不论是主要领导人的变换还是错误路线的纠正，都带着迂回等待的特点。

从主要领导人的变换来看，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实际上已成为党和红军的灵魂人物、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但他仍不当名义上的一把手。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回忆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注释)这样张闻天就做了负总责者。为什么主要领导人的变换要采取这样迂回等待的做法呢？第一，张闻天是从王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人正直、贤明，由他负总责易于团结更多的人一起纠正“左”倾错误。如果由毛泽东名义上直接负总责，阻力肯定要大一些。第二，当时，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领导，尽管因电台损坏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替换迟早要经过共产国际这一关。张闻天与王稼祥、博古、王明同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的人。张闻天与毛泽东相比较容易过共产国际这一关。

七大代表们步入会场

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纠正来看，也带有迂回等待的特点。伍修权认为“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善于等待和因势利导地稳步前进”。伍修权说：“在遵义会议以前，还曾经有人提出，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样有着严重问题，也应该加以检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不仅马上劝阻别这样做，而且在自己的发言和最后决议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他这一着也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绕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只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风时，共产国际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其政治主张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并日益巩固，这才对遵义会议以前的那一段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毛泽东为此等待了将近十年。”(《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回顾这一历程时说：“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这种“忍耐”包括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抗战路线的迂回等待。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来后反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游击战、持久战的抗战路线，搞依靠蒋介石以运动战代替游击战、以速决战代替持久战的抗战路线。六中全会是否定王明的路线，肯定毛泽东路线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会议。但是，毛泽东主持下的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采取了迂回的做法，忍耐的做法。毛泽东指出：“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63页)

长征路上，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改变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毛泽东对张国焘的野心和逃跑行为也是采取了迂回等待的做法。据伍修权回忆，“因为张国焘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主席，毛泽东就招呼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人，一律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但是，当张国焘伸手要军委主席职位，毛主席则考虑到这是个要害职位，便说军委主席已是党内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随便撤换，同时又作了某种妥协，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并且让人马上称他为‘张总政委’。部分地满足了张国焘的权力欲与虚荣心。”“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毛泽东决定将中央红军改称为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支队司令，他自任支队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避免与张国焘过分对立。”(《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67-68页)正是在这种迂回等待中迎来了张浩从莫斯科带回的不同意张国焘做法的共产国际的指示，迎来了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对张国焘做法的反对，迎来了红四方面军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做法的批评。陷于孤立的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放弃了南下逃跑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善于迂回等待的品德和智慧，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政治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学习的钻研上，毛泽东主张用迂回的办法，指出：“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例如，在国家建设上，毛泽东主张通过迂回的办法保证重点的发展，而不是采取只顾重点的直线冒进的办法。毛泽东指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对于发展内地工业，“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对于发展国防力量，“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27-28页)

(编辑 吕小伟)